美聯儲11月3日公布了在繼續維持幾近為零的基準利率的同時購買6000億美元國債的計劃，這一被稱做第二輪定量寬松（QE2）的貨幣政策立即招致了全球廣泛的批評和質疑。
　　19日，身為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在歐洲央行會議上發表以全球制衡為主題的演講，為飽受抨擊的美聯儲國債購買計劃高調辯護，并將“問題”的制造者標簽反而貼在了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頭上，稱“如果不是因為一些國家采取低匯率政策，美國也用不著開啟印鈔機”。
　　對伯南克的言論該怎么看？對美聯儲第二輪貨幣定量寬松政策的影響后果如何把握？相當多的研究人士以及媒體輿論相繼發表大量評論和深入解讀，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筆者擬從金融安全的角度提出幾點思考，供廣大讀者參考。
　　在筆者看來，伯南克先生最近為“美國開啟印鈔機”所作的高調辯護，本質上是一種詭辯，且其中還潛含著威脅的意味。
　　伯南克說出了一個事實：全球經濟確實存在著一種“雙速”增長現象。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增長速度比較快，而美國和歐元區等發達經濟體則增長滯緩。今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9.6%；而歐元區和美國僅分別增長1.5%和2%。
　　但伯南克先生卻沒有提及另一個事實，就是發達經濟體之間也同樣存在著一種“雙速”現象。今年第三季度，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僅低于德國（3.9%）和日本（3.9%），甚至也不及英國（2.8%）。
　　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低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印鈔機開啟不力，而是其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所致。
　　與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新興市場不同，也與制造業強大的德日經濟不同，美國經濟增長從產出角度看嚴重依賴金融業與服務業，從需求角度看嚴重依賴消費拉動，屬于較典型的虛擬經濟型結構，制造業空心化現象十分明顯。一場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剛剛發生，一個超級金融泡沫破滅不久，要想從泥潭中爬出，不從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中重新尋求增長的動力，卻一味濫用超發貨幣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抗生素”，不生出“超級細菌”來才是怪事！
　　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來迄今為止的兩年多時間里，美聯儲共增發14000多億美元的貸款，增長了160%，貨幣寬松力度不可謂不大。但觀察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卻發現，與危機爆發前夕的2008年9月8日相比，到2010年11月15日止，狹義貨幣M1增量僅為3700多億美元，增長27%左右；按季節調整后的廣義貨幣M2增量為10148億美元，增長13%；未經調整的M2增量是10023億美元，增長12.9%。反映銀行貨幣創造能力的指標貨幣乘數急劇下降，其中狹義貨幣乘數由危機爆發前夕的1.68降至目前的0.92，廣義貨幣乘數由9.20降至目前的4.48。
　　貨幣乘數的下降，一方面反映出商業銀行派生貨幣創造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基礎貨幣急劇擴張的結果。兩年多來，美國基礎貨幣共增加了11100多億美元，增長132%。
　　那么，美聯儲創造的巨量資金究竟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絕大部分又潛伏回美聯儲的賬戶上了。從美國存款性銀行手中握有的超額準備金來看，在危機爆發前只有區區22.7億美元，但今天卻已高達9662億美元；存款性金融機構的非借入性儲備則由危機爆發前的-1223億美元增加到目前的9865億美元，增加了11088億美元。正是由于銀行的惜貸現象，使得貨幣擴張對經濟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刺激效應大打了折扣。而美聯儲左手放出貨幣，右手又有償吸收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存款，這就使得通貨實際上得到了有力控制，利率與物價水平皆僅處于略高于零的低水準。
　　因此，準確地說，是美國固有的經濟結構特點，銀行機構的惜貸，以及美聯儲對貨幣的操控，令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梗阻，抑制了貨幣政策對于其經濟增長的刺激力度，使失業率居高難下。進一步說，是美國政府虎頭蛇尾的經濟與金融政策結構性調整，沒能真正喚醒起經濟重振，而不是什么“一些國家采取低匯率政策”導致了“全球增長與貿易失衡”。
　　現在，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導致了國會兩黨共治的政治僵局，民主黨政府的財政政策主導權大為縮小，也只能讓美聯儲粉墨登場，重操印鈔套路。于是乎，貿易大棒、匯率指責、印鈔計劃、離奇詭辯以及那些“看不見的戰線上”的小動作齊上陣，攪得世界不安寧。這些，都不過是美國的管理者試圖對外轉嫁其國內政治矛盾和經濟問題的手段罷了。
　　伯南克先生卻將美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歸結為“一些國家采取低匯率政策”所致，為其再度開啟印鈔機，以強行糾正所謂的“全球增長與貿易失衡”作辯護，在筆者看來，這里面實際潛含著一種“我日子不好過，你們也別想好過”的威脅意味，這才是真正的“麻煩”制造者和問題根本之所在。
　　且不說美國是本輪世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就是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各國也都步調一致地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了大力度的刺激。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積極表現，才使得人們看到了世界經濟盡快復蘇的希望和曙光。但美聯儲推出的第二輪定量寬松計劃，卻破壞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協調一致的共識，為世界經濟和金融形勢注入了一個重大變數，使得全球金融穩定乃至經濟復蘇前景增加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自然令人們對金融穩定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提出憂慮，對世界經濟恢復性增長的良好勢頭能否持續下去表示疑問。
　　對于伯南克的詭辯，不值一哂。但對于第二輪貨幣定量寬松可能給金融和價格形勢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我們則需要深入分析，冷靜把握，沉著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