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19日舉行2011年年會，眾多國內頂級經濟學家就如何讓“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進行了研討。專家們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實現經濟穩定健康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如收入分配問題、經濟結構問題、資源瓶頸問題、體制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上下共同努力推進經濟改革，更需要用新的思維解決當前經濟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要大力推進城市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改革需要頂層底層同時用力
 
     如何讓“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年會上經濟學家們談得最多的就是中國經濟如何轉型和改革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動力來自體制改革。他認為，目前的“十二五” 規劃大多都是討論具體問題，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其實是明確通過改革要建立什么樣的經濟模式，這需要政府有“頂層設計”。
     吳敬璉說，目前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應該是一個強力政府控制的經濟模式，市場經濟也是在政府駕馭下的。那么，要想在 “十二五”期間讓改革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現在政府就得加緊著手規劃或者是設計。有了“頂層設計”才能規劃具體項目，設計強有力的措施推進改革。當前社會利益已經固化，如果沒有整體設計就轉型，可能會有消極后果。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說，“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要體制改革，也需要體制創新。不過他認為，這個改革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調動一部分基層民眾的積極性。
     李稻葵說，當前中國面臨的基層矛盾不是簡單花點錢就可以的，要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要改革，需要調動一部分對當前不合理體制有直接感覺的基層民眾的積極性來一起推動。
 
     解決新問題需要新思維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楊提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非�？�，很多現象不能總用老理論進行解釋并解決，用新思維研究新問題應該成為 “十二五”起好步開好局的首要問題。
     以物價問題為例。他說，有人認為通貨膨脹問題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由于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產品導致的。然而中國當前的現狀是生產的產品不少，但是需求不足，從而導致流動性過剩。這是個新問題，如果用老理論解釋，制訂出的政策可能會出亂子。
     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至少有四個因素需要關注。第一是市場結構問題，包括市場參與情況，交易合約的程序等。如果市場結構扭曲，簡單的增加供給就難以平抑物價。
     第二，國際傳播問題。去年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上漲，實際上當時原油的供應是大于需求的，完全是資本市場上的炒作。
     第三，成本推動問題。中國本輪的物價上漲最主要表現在農產品漲價方面，但是我國已經實現了連續7年的農產品豐收，13大類農產品中有10類供應豐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農民工的工資在上漲。比如說去年棉花供應不足，實際上不是產量不夠，而是摘棉花的人工成本太高，許多棉花最終沒有被摘下來。
     第四，類金融化問題。金融資本不進行生產也不進行消費，只是進行炒作，導致產品價格暴漲暴跌。
     李楊表示，面對這些導致物價上漲的新因素，如果只是簡單的用收緊銀根的方式解決漲價問題，可能就會出亂子。
 
    推進城市化解決“未富先老”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勞動力供給不足，導致經濟增長潛力下降。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加速城市化，讓農民工能在城市安家。
     年會上，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特點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說經濟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齡化已經到來。而且由于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是某一項政策造成的，無法用政策來調控。
     “先老”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相對稀缺，意味著中國喪失了原來勞動密集這一比較優勢。同時，“未富”意味著中國不會在短時間內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可能出現比較優勢真空。 
    如何解決人口結構變動這一重大問題，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關鍵在于加速推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樊綱說，從官方統計看，中國按說不會出現“民工荒”，但是現在出現了。這一悖論反應了中國的一個特殊國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這里講的是城市化，核心是農民的入城化過程。 
    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導致農民離開了土地后到城市打工，有崗位就就業，沒有就回去，政府不用負擔農民工的各種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再加上中國的戶籍制度，結果是，向城市轉移的農民過早地退出城市的勞動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