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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名學生正在書店內挑選教材。新華社記者 彭昭之/攝 |
進入2011年，我國各省教育廳也要開始頒布新的一年的基礎教育用書目錄，作為各學校義務教育教材選用的指導性文件。按照我國相關法規，各省教育廳應全文轉發教育部該年頒布的基礎教育用書目錄。
但是，《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四川省調研采訪時得知，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門所頒發的秋季用書目錄不僅沒有按照我國相關法規全文轉發《教育部2010年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學用書目錄》(以下簡稱“教育部2010年基礎教育用書目錄”)，而且其出臺的程序也違反了教育部下發的教基廳[2005]15號文件所規定的內容。
教材書目隨意縮減
在四川省南充市教育局辦公室主任張明理的辦公室里，《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了這份2010年4月中旬出臺的名為《四川省2010年秋季幼兒園、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義務教材)》的文件，該文件中關于基礎教育用書目錄的部分刪減了大量《教育部2010年基礎教育用書目錄》的內容，并且在用書目錄中規定了某種版本教材的使用范圍。以語文教科書為例，除了數目被刪減外，在科學教育出版社一欄的后面還赫然標注了其使用的范圍：原使用西師版的教材地區。
在刪減10科外省市出版社教材書目中，除了西南師大出版社的小學語文教材及北師大的小學英語教材外，其它8科教材均是目前國內第一權威的各學科課程標準研制組(即課改以前所說的“大綱編制組”)編寫的教材(研制標準的團隊編寫的教材)，在四川省均已使用七八年。相比較之下，替換教材不僅在四川省沒有使用過，而且在全國的使用省份和使用數量極少。
記者采訪了多家出版社，他們表示，在其教材被換掉之時，他們都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地市教育部門和學校只是說“這是上面(省教育廳)的決定”。而作為四川省教材選用實際決策部門的省教育廳也未給出任何理由。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在過去的一年里，這些被指定使用的教材由于不符合當地基礎教育實際情況，已經給學生、家長、學校、老師以及當地教育部門造成了較大困擾。很多被換掉教材的地市教育主管部門曾多次向省里打報告，要求換回原來的教材，但都被否決。
教材選用程序違規
《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不僅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門隨意縮減書目、并人為調整已經選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現象比較嚴重，而且教育部文件規定要求成立的教材選用委員會和地市自主選擇教材的制度在四川迄今尚未建立。
“我們南充市的基礎教育教材選用都是省上統一安排的，我們從‘教改’(教學改革)以后就沒有自己選過，四川省教育廳每年發兩次基礎教育的用書目錄給我們，我們原文轉發給學校訂書用，所有訂購的教材必須在省教育廳給我們指定的范圍內，至于這些指定給我們地市州使用的教材究竟是怎么選出來的，你只有去問省廳了�！彼拇ㄊ∧铣涫薪逃洲k公室主任張明理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記者在四川省南充市、遂寧市采訪過程中發現，各地市州對于由省教育廳來為他們選定基礎教育各學科教材版本已成習慣。遂寧市教育局副局長劉興明對記者說，“教育部的基礎教育教材用書目錄到省教育廳會減少一些，而我們地市州則完全執行省里的用書目錄的規定，在省里的目錄中選用�！痹谒磥�，這項從“教改”伊始就開始走的流程沒什么不對的。但記者在咨詢教育部后得知，這種做法明顯是違反教育部規定的。
《經濟參考報》電話咨詢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教材處工作人員時得到這樣的回答：目前我國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選用工作的指導文件是教基廳[2005]15號文件，該文件所規定的“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完整轉發教育部《書目》”、“教材的選用工作要在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指導下以地(市)為單位進行”，和“各教材選用單位須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教材選用工作”等方面，迄今為止仍然在指導著我國義務教育教材選用工作的有效開展。
文件表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的選用工作是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完整轉發《書目》，不得刪減或增加。各地應嚴格在《書目》范圍內選用教材，不得選用《書目》以外的教材，包括境外教材。教材的選用工作要在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指導下以地(市)為單位進行。在多民族和人口較少的省(區)，如不具備以地市為單位選用條件的，可以省為單位進行。有條件的縣(區)和學校經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也可自主選用�！�
記者還發現，盡管教基廳[2005]15號文件規定：“各教材選用單位須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教材選用工作�！钡�，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何紹勇和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吉文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指出，目前四川省各地市州并沒有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四川省遂寧市和南充市的教育部門負責人也向記者證實了此事。
利益關系影響義務教育教材選用
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周安平等業內專家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義務教育教材的選用疑受利益關系影響，而不是從實際使用情況角度來考量。一些地方擅自刪減《教育部教學用書數目》，容易導致教材淪為地方集團謀取利益的工具。
記者了解到，周安平和業內多位專家口中所說的利益，是基于一個龐大的基礎教育教材產業市場。據統計，近幾年，全國教材和教輔的出版產值達300多億元。因此，很多出版社都把組織教材編寫看作一個難得的機遇。目前，我國已有包括1家民營機構在內的82家出版單位獨立投資開發編寫了300多個學科的中小學教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如果按照“花錢疏通”才能上書目的潛規則，這些企業都必須年年向省級主管部門上供，而這些錢加起來無疑是天文數字。
針對記者采訪到的四川省基礎教育教材選用工作中的情況，教育部新聞處有關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表示，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教材處已經組織專家對文中上述情況進行調研，以逐步完善省級教育部門基礎教育教材選用工作，但相關問題現象正在核實中，目前不便接受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