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3月5日），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舉行記者會，邀請五位全國政協委員就“協調推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回答記者提問。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中，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被上樓”、“拆村并居”等現象被記者反復提起。
對此，出席記者會的委員多表示，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都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還要考慮農民“上樓”后生活成本加大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城鎮化進程中必然涉及土地空間擴展，而城市化道路受到18億畝耕地紅線限制。因此一些地方出現大拆大建，還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變樣”，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上進行拆遷，騰出新的土地用于商業開發。而農村的舊村改造中，確實也出現一些農民“被上樓”的情況。
回答記者關于搞新農村建設中，一些地方“拆村并居”出現問題時，民盟中央委員、北京市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成貴說，有些地方濫用了政府權力，為了增加建設用地，為了擴大土地財政，走的有點極端，甚至強制性推行，這必須要糾正。
談到土地被征遷后農民的生計問題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吳焰認為，農村城鎮化不僅是農民居住形態的變化，還將帶來農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稗r民沒有土地，如果今后又把征拆補償費消耗掉，將會產生極大的風險和隱患�！彼f，農民土地被征遷后，要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政府、開發商和農民可從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資金，共同建立農民個人賬戶，等被征遷的農民五六十歲之后，再定期發放養老保險。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委員、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錢克明還特別提到，增減掛鉤過程中，有些農田轉化為建設用地了，按照法律的要求要補上，占了一畝就要補一畝，在補的過程當中就有很多虛的，數量和質量都不足。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制約著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是戶口問題。
蔡繼明稱，這些年很多地方戶籍問題逐步淡化了，就拿北京市來說，應屆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到單位只解決工作問題，不給解決戶口，他們也留在城市工作。沒有涉及買房，孩子入學等問題時，有無戶籍區別不大。但最近北京的限購，一下凸顯了城市戶口的重要性，戶口問題就更加嚴峻。
蔡繼明認為，目前城市化進程當中，制約著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還是戶口問題。戶口簿不單純是一個戶口登記，戶口背后隱藏著很多含金量，包括就業、住房保障、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戶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
提高城市化進程的質量，不僅涉及進城務工的農民，還有從不同的城市進入到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要能夠享受到當地原居民同等的待遇，當然他一定要為當地做出貢獻。
蔡繼明委員稱，除去近1.5億左右的進城農民工這個因素外，我國的城市化真實水平可能僅35%左右。
昨日上午溫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城鎮化要從47.5%提高到51.5%。按照蔡繼明委員的說法，“十二五”期間首要著力解決已進城務工時間較長，有穩定的勞動關系的農民工，包括家屬加快轉變為城市居民。
李成貴委員認為，發揮大城市吸納人口功能的同時，應該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作為吸納農民工的一個主戰場，更多地鼓勵和支持就地城鎮化。
對于農民工進城怎么辦呢？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健林表示，無論房價再怎么降，恐怕也難降到農民工進城能買得起的地步，“還是應該先租房�！�
蔡繼明委員認為，無論是農民進城還是農民上樓，在一定程度上都會節省耕地，問題是節省出來的耕地和建設用地如何進行分配？“為什么在自己的建設用地上一定要把集體建設用地征收為國有？”
他表示，地方政府在積極地支持，在推動村、鎮撤并建新，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盯住了農民的宅基地。目前占統治地位的政府主導型的城市化模式之外，能不能考慮允許農民自主的推進城市化，讓土地進入市場，和城市的國有建設用地做到同地、同權、同價，使農民在土地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個屬性不改變的情況下，讓農民分享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土地紅利。
李成貴委員認為，拆遷并居建立新型農村社區還是要本著幾條原則：一是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讓農民選擇。有些村莊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讓它幾年就變了，農民可能沒有準備好，上樓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生活方式變了，生產方式沒變，就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尊重農民意愿是底線；二是要搞好規劃，規劃是建設的靈魂。規劃要體現科學發展，我們要有一個理性、平和、從容的心態；三，這些拆遷并居征地出來的土地歸農民，土地所得的絕大部分收入也要歸農民。（記者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