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的一言一行從來都受到市場的密切關注,最近尤為如此。 4月5日,當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深刻感受到緊縮的宏觀調控的巨大壓力之時,央行依然堅定地選擇了加息。 央行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結構上產生著深刻影響。 同樣令金融家們敏感的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正在加強對地方金融企業的監控。出于對社會融資總量等宏觀調控新指標的考量,要求這些金融企業及時報告他們的融資規模、資本狀況、貸款流向以及大大小小的風險事件。 對于哪些機構屬于大而不能倒、哪些產融結合試點企業缺乏防火墻需要更加嚴格的監管話題則正在央行與其他監管者的探討之中。 站在金融危機之后經濟轉型、通貨膨脹高企以及復雜萬端的國際形勢中,一個更加強有力的中國央行已經初具雛形。
宏調主導權回歸
4月5日,清明節晚間,央行決定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 盡管二季度的這次加息早就在不少分析師的預測之中,不過,它來得如此之快還是讓一些機構措手不及。 當天晚上,大大小小的媒體都在追逐著宏觀分析師、銀行交易員、股評家以及盡其所能找到各位央行官員解讀。 對貨幣政策意圖的種種揣測已經成了最熱鬧的話題。 實際上,自從去年10月份貨幣政策逐步回歸穩健以來,央行對于貨幣政策工具箱的使用一直牽動著整個金融市場的心弦。 而隨著通脹的加劇,央行也的確沒有猶豫,在市場的議論紛紛中開足馬力回收貨幣。 就在之前的3月25日,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繳款之后,大型金融機構準備金率達到20%;而中小型金融企業達到16.5%,均處于近年來的高位。 在最近的一次加息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也達到了3.25%。 對于諸多市場人士而言,貨幣政策已經成為他們猜測宏觀數據的重要依據。 “提升存款準備金,那么前一個月外匯儲備可能比較高,而加息無疑預示著CPI可能依然不低!币晃粯I內人士說。 2009年,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效力短暫削弱之后,通貨膨脹加劇的背景下,央行再次發揮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威力。 彼時,盡管有通貨膨脹的幽靈在徘徊,但由于貨幣政策依然運行在“適度寬松”尺度上,銀監會通過資本充足率、撥備率等風險指標以及窗口指導等方式來控制中國銀行業的信貸沖動發揮了更多作用。 不過,2010年末,“穩健”的貨幣政策目標賦予央行更為靈活的空間,而周小川先生和他領導下的央行也確實開始發揮貨幣政策的影響力。 從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利率市場化推行、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到
“池子論”、社會融資規模等等諸多新概念正在深入金融市場的調控。 例如,3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撰文提出,“社會融資規!笔歉鼮楹线m的金融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不過,這一指標中包含著:銀行貸款、企業債券、信托貸款、發行股票融資、保險賠償、產業基金甚至未來還將包括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 對于如此復雜的指標,盛松成也指出,未來,將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有統計顯示,僅僅2011年3月份單月,央行網站上央行中高層領導的署名文章和公開講話解釋央行政策的文章多達25篇以上。 當然,此時所有市場中的眼睛也都在盯住央行。
大央行雛形
實際上,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央行正在構筑對整個金融系統的影響力平臺。 就在最近,深圳市的金融機構接到了當地央行的一紙文件——《深圳市金融機構重大事項報告管理辦法》。 根據這份文件,從3月1日開始,各家在深圳注冊的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財務、基金、期貨和金融租賃公司和銀行的深圳分行和保險公司的深圳分公司,以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深圳分公司或辦事處對于反映金融機構基本情況,并且對其持續經營與發展具有或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事項都要在事發后2-10個工作日內及時報告給央行深圳中心支行。 該《辦法》要求,對可能對金融機構正常經營發生影響(包括擠提、大規模保證金提取、連續巨額退保、集中巨額贖回等經營異常事件;金融機構自身發生違法違規案件;發生媒體連續或嚴重負面報道事件;上市金融機構股票價格發生異常波動等)的突發事件應當實時報告。 實際上不僅是深圳的金融機構,本報了解到,最近幾個月以來已經有不少地方金融機構收到央行的函件,要求報送信貸投放行業以及額度的數據。 還有不少人民銀行地方分支機構據此對當地存款類金融機構打分,并進行綜合排名。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人士告訴本報,從去年底開始,央行對于地方金融機構的關注度明顯提升了幾個層次,正在逐步建立對整個轄區內金融體系運轉的監控網絡。 “盡管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和基金公司的監管權分屬銀、證、保三會,但是由于央行擔負著貨幣政策、金融穩定以及反洗錢等諸多職能,因此,一旦金融機構出現區域性風險事件,央行和具體監管機構都會第一時間得到消息,并采取動作!边@位基金公司人士說。 央行對于金融系統風險的監控并不僅僅是這一個層次。 本報了解到,對于“大而不能倒”、“金融控股公司”等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金融企業監管問題,央行內部已經多有討論。 2010年12月15日,周小川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曾指出,“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就是所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對SIFIs的審慎性要求應更高、更強,這是因為一旦這類機構出現倒閉清盤,可能牽涉到很多機構。 “對系統性重要性機構,監管就應該更嚴一些,審慎性標準要提得更高一點,如果出了問題處理也應該更堅決一些!敝苄〈ㄕf。 而一位業內人士則指出,對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實際上還牽扯到諸多監管問題,例如除了銀行之外,證券、保險、基金、信托、金融租賃等金融機構如何認定系統重要性的問題,以及監管權如何劃分的問題。 他說:“如果一個金融企業被認定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那么央行出于金融穩定的考慮是應該有一定的監管權力的,但這個權力大小很難界定! 除此以外,對于金融控股集團以及綜合經營試點的監管問題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知情人士告訴本報,由于過去5年以來,諸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跨業投資和交叉經營步伐加快,很多央企集團也紛紛涉水金融業,央行正在醞釀出臺相關金融控股公司管理辦法,該辦法將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定義和范圍,為金融企業進行綜合經營提供操作模式和監管框架。 就在3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宣昌能撰文指出,針對部分金融機構跨業投資存在一定盲目性、各行業綜合經營發展不均衡、監管真空等問題,要從宏觀整體的角度采取審慎穩妥推進策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實現部門間信息共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明確監管主體,彌補監管真空,形成監管合力,推動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健康發展。 國盛證券研究所所長周明劍指出,某種程度上,中國央行正在變得更“大”。就像金融危機之后的美聯儲一樣,對金融行業努力承擔更加復雜的監控職能。
綜合監管問題
央行變得更大和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復雜的經濟金融環境密不可分。 實際上,隨著國內宏觀經濟復蘇,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工具日益發展,大型金融集團不斷擴張,以及金融綜合試點的展開,傳統的分業監管格局已經無法適應日益復雜的金融生態。 近年來,在職能交叉產生的監管空白問題之外,一行三會多年來一直努力試圖建立一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但是在執行層面上暴露出種種問題和困境。 早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初,一行三會就設立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不過由于缺乏協調機制,監管聯席會議并沒有發揮出當時預想的效用。 2007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前,金融界也曾經設想在“三會”之上設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但也未成型。 2008年,曾希望由人民銀行牽頭組織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督促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合作以及對新形勢下的金融機構的綜合經營和業務創新進行監管的職能。但是這套協調機制,并沒有得到其他金融監管機構普遍的認同。 2010年中,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上設立更高級別的金融監管委員會的設想被提出。根據消息人士透露,當時希望以國務院下屬常設機構方式設立的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下設三個專業委員會,即保留現有的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金監委的會長或將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國務院領導擔任,而副會長則可能來自三個專業委員會。不過,由于諸多原因,這一設想再次未能實施。 周明劍認為,盡管一直未能成型,但隨著國內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包括
“綜合監管綜合經營、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怎樣監管、反周期監管、提高金融安全網、國際監管架構、系統性風險監管”等諸多問題已經擺上臺前。 一位商業銀行人士認為,目前情況來看,由央行牽頭協調解決這些監管問題是比較可行的。 “實際上,近半年以來在對抗通貨膨脹中貨幣政策運用的堅決姿態和靈活操作已經給央行帶來了眾多金融機構的密切關注,也贏得了金融市場的贊譽和支持。這對于下一步央行對金融行業進行更深層次的協調監控改革減少了阻力!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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