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本和廉價自然資源的三大支柱之上的。這種增長模式不僅因為透支中國經濟的未來生產能力從而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借助發達國家商品和金融市場，實現壯年這代人的剩余產品生產能力向未來消費能力轉換的模式，正面臨著發達國家經濟長期低迷和美元大幅貶值的戰略風險。
　　一方面，中國相對低端和低效率制造業的過度擴張已面臨資源環境的巨大瓶頸。而“十二五”期間能源消耗的增長態勢仍十分嚴峻。一是地方政府目前正與中央國資企業聯手發展重化工業。二是轎車進入家庭正在加速，未來消費類能源消耗也將面臨快速增長。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一個深層原因在于各國人口結構的差異和勞動力不允許跨境流動。青壯年占比高的中國有更高儲蓄和更多貿易順差。10余年來，我們期望通過制成品出口并持有外匯金融資產，來實現現期剩余產品生產能力向未來消費能力的轉換。但是由于美歐經濟實力的下降和貨幣貶值，上述計劃將會受阻或落空。其中美國經濟和美元的未來不利變化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戰略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有其內在發展邏輯，但是工業化戰略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使中國難以有效推進經濟轉型；現有體制和政策強化固定資產投資和物質財富的積累，忽略人口的代際平衡和人力資本投資；并且正在以透支未來剩余產品生產能力的方式積累未來存在巨大貶值風險的外匯金融資產，使中國經濟面臨兩重戰略風險。
　　為此，中國需要加快推進未來生產能力提升導向的經濟轉型。政府需要從放松管制和完善金融生態環境兩個方面推進金融業的市場化轉型，保護私有產權的立法、司法和執法制度，以此鼓勵服務企業、高科技新創企業、中小企業、個體經濟等多種新的業態、新的商業模式的發展，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人性化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