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破題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為主題的第73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日前在海南省�？谑信e行，與會專家學者對當前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進展和難點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并對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建議。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建立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前提

　　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中國的中長期經濟可持續增長。推進消費主導高度依賴全社會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主旨演講中作出了三個判斷：
　　第一個大判斷：中國正處在消費釋放的歷史拐點，盡快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成為推進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基本前提。消費需要而且應當成為增長的動力，但貧富差距的擴大，影響和制約了消費釋放，為此，需要盡快確定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
　　第二個大判斷：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務，收入分配改革既要解決好初次分配的問題，也要高度重視再分配的問題，從中長期看，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沒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支撐很難實現，而且，加大公共產品供給對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作用。他認為，未來幾年保增長，更重要的是以社會投資為重點保增長，以此為中長期的消費釋放奠定基礎、創造條件。為此，需要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以公益性為目標配置國有資本，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
　　第三個大判斷：收入分配領域的某些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戰。在這方面，有三大挑戰。一是不打破利益關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的局面難以改變。二是沒有改革的重大突破，難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三是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不突破，難以“切好蛋糕”。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分析說，對中國來說，在世界經濟惡化的背景下，經濟要持續發展，就要增加居民消費，增加居民消費就要增加居民收入。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不僅是經濟可持續的問題，同時也是公平的問題。除了在初次分配中要通過建立勞資協商機制來提高工人工資水平，再分配中財稅體制改革也很重要。一般來說，老百姓花錢比政府花錢更有效率，因此要改變當前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大的局面，重要的是結構性的減稅以及相關的財政制度安排。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表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過程，而這將帶來消費不足的問題。一般來說，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通過破壞性手段恢復產需平衡，這就是經濟危機；二是通過政府調節手段，采取法律、經濟等各種措施控制居民收入拉大的趨勢，使得消費不足不至于演化到危機的程度。

　　當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領域和政策建議

　　與會專家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農民工收入問題、財產關系問題、結構性稅收調整問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保障問題是當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領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認為，農民工是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重點研究的群體。解決農民工問題，出路和方向是讓農民工盡快成為歷史：第一，真正落實城鄉居民平等就業權；第二，真正實現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第三，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第四，攻克戶籍制度與農村土地制度的難題；第五，實行城鄉統籌規劃。
　　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巡視員葉興慶說，2010年和2011年前三季度，農民收入增長超過城市居民，重要原因是農民工工資增長和農產品價格增長比較快。但要真正迎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擴大轉向縮小的拐點，還需多管齊下：第一，以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為主線持續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第二，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主線持續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第三，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主線持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第四，以加強農村社會保障為主線持續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
　　農業部農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指出，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發展，必須把保障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促進農民增加收入作為基本的目標任務。一是進一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力度；二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推進現代農業建設；三是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四是轉變工業化發展方式，提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五是調整城市化發展戰略，帶動農業現代化加快發展。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說，當前，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等政策對于縮小收入差距、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用非常有限，需要大力突破政策選擇困境：第一，盡快出臺一些可以解決當前實際問題的政策；第二，收入分配政策和生產要素市場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第三，出臺收入分配政策與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鎮失業問題要具有高度相容性；第四，更應迫切考慮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加緊出臺遏制腐敗、尋租和壟斷性收入的制度和政策。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來自消費，消費的基礎在于民富，民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上，研究分配不能離開財產關系，初次分配重在理順產權關系。他建議：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加快建立和健全資源產權制度。保障農民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權利。
　　他分析說，再分配上，要搞清楚“我是誰”的問題。歐債危機有高福利的因素，但我們不是希臘，面臨的不是高福利的問題，高福利陷阱對我們來說還是奢談。當然，歐債危機給我們也有重要啟示，就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是逐步的，范圍要適中，標準要適度，不能太急，不能太泛。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時紅秀認為，收入分配問題，要從權利的角度看。第一，中國目前的分配問題主要在財富領域，不在收入領域；第二，城鄉收入差距重要原因之一是農村土地使用權未成為收益性的資產；第三，收入分配面臨很多收入分配之外的問題，如分配秩序不公等，但注意力仍然應當集中在財產上。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判斷，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面臨“三個陷阱”：就業陷阱、居住陷阱和收入分配與財富分布差距陷阱。下一步的戰略考慮是：以服務業和小微企業擴大就業；進行土地戰略和制度改革；實現共同富裕戰略及對策。構建社會公平的體制機制，尤其是在受教育機會和自主創業方面。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說，破解既得利益集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要打破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必須從改革入手。下一步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將包括經濟環境。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關鍵在于政府的決心。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建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約束性、量化可考核的目標：第一，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取消戶口制度，實現人口和勞動力全國自由遷徙和自由流動；第二，推進反壟斷，使行業差距縮小一半，從7：1下降到3：1；第三，鼓勵勞資集體談判，把企業內部差距縮小一半；第四，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縮小東中西差距；第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第六，擴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將城鄉貧困救助面分別提到6%、10%。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則建議，近期收入分配改革思路應為“盡心而為，量力而行，抓住重點，漸次推進”。要把主攻方向放在“提低”上，主要是低工薪勞動者、城鄉貧困居民、企業退休人員和農民這四部分人。其中重中之重是提高小微型企業的雇工、個體工商戶、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者的收入。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收入分配的本質是要素市場定價機制，如果要素市場扭曲，分配關系必不合理。我國城市化有不少問題，如地價高昂、工資壓低、利率畸高。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重在打破當前的城市化模式，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場機制，理順要素價格。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過去，由于收入分配改革始終沒有破題，社會心理已發生了變化，對此要予以充分考慮。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包括三個層面的任務，第一個層面是體制機制；第二個層面是觀念問題；第三個層面才是技術問題。因此，應在收入分配大格局下考慮社會保障制度，轉換思路，先考慮在GDP中可以拿出多少錢進行分配，然后再考慮如何分配，可能更具有可操作性。
　　許善達分析說，從中長期看，要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一是要使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快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長速度；二是要讓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不僅高于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高于高收入群體的增長速度。在這個情況下，結構性減稅的規模要達到3至5千億元，才能真正發揮效益。與前幾個規劃相比，“十二五”規劃最重要是明確提出了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戰略重點。但這個大調整的難度遠大于過去，因此建議對規劃實施情況每年進行評估。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介紹說，過去5年，中國的稅收進行了結構性的調整，如農業稅、個人所得稅等。以“富民”為導向，著眼于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十二五”要繼續深化稅制改革。第一，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第二，合理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稅率結構和征稅環節；第三，逐步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機制；第四，繼續推進費改稅，全面推進資源稅和耕地占用稅改革。第五。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第六，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第七，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選擇防治任務繁重、技術標準成熟的稅目開征環境保護稅，逐步擴大征收范圍。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則認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放在全球化與國際宏觀經濟視角來看。中國這些年消費規模增長速度較快，但消費率持續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因素。
　　中央黨校教授李民建議，應把民富優先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價值取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應發揮重要作用。提高政府公信力應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政府要正確對待手中的公共權力，逐步與經濟利益脫鉤，真正建立一個廉價、為民的政府。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主席符興認為，要進一步發揮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作用，一是由黨政主導推動勞動關系三方形成合力；二是建立企業與職工利益共享的機制；三是區別情況、分類指導，企業內的協商主要是使工資隨企業效益增長而增長，行業內的協商是建立行業工資標準，地區內的協商是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四是統籌兼顧、實現勞資雙贏。不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社會很難實現和諧穩定。這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整體推進。

    鏈接：三方協商機制：挪威福利社會的穩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