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本書最后定稿之時，我想請讀者思考幾個問題：2012年豬肉價格下跌到每公斤20元，可能嗎？三年以后，中國豬肉價格上漲到50元，可能嗎？如果上述現象發生了，會對CPI和股市產生什么影響？會招致什么樣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內政策又會引發國內投資、消費，以及熱錢在外匯市場上做什么樣的調整？

　 凱恩斯式調控讓周期越來越短
　 2011年二季度以后，中國豬農們飼養每頭生豬的毛利率已經連續三個月為正常年份的兩倍，由于無法做到對翻倍的利潤視而不見，2011年6月份后的持續“補欄”又開始了，這勢必造成2012年豬肉供給的大幅增加。
　 由于豬肉的供求價格彈性較小，一旦供求關系有很小的逆轉，就可能造成價格的大幅下跌——2012年個別月份下跌到每公斤20元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不僅如此，從2009年每公斤10元漲到2011年的30元，只用了兩年時間；三年后，從現在的30元每公斤上漲到50元，也不是不可能。
　 上述小小的豬肉問題一旦對物價產生影響，其意義就非比尋常了：假定2012年7月份豬肉跌到20元，當月CPI就可能回落到3%以下；如果三年以后豬肉價格漲到50元，中國人必然陷入新一輪的通脹恐懼中。
　 由于不區分“豬肉通脹”、“食品通脹”與全面通脹，政策一次又一次地錯殺中國經濟。比如，最近一次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全面緊縮的貨幣政策，已經使中國的M1、M2增速累計20個月回落，資金面的長期偏緊對投資、生產和消費產生了極大的抑制作用，鐵路投資、公路投資、市政投資的大幅度回落，重工業企業訂單的驟然減少，用電量的連續下滑，出口訂單的下降和房地產開發商購地的減少預示著下一階段中國經濟還將承受出口減少和房地產投資下滑的打擊……2012年，GDP增速將回落到8.4%以下，個別季度GDP同比增速將在8%以下。
　 面對2012年可能的經濟增速和物價雙雙回落，當前的緊縮政策如果得以延續，中國經濟會不會從“軟著陸”演化為“硬著陸”呢？地方債務和房地產價格的下跌會不會帶來金融風險呢？反之，如果出臺刺激政策，放松貨幣，2013年會不會發生新一輪更高水平的通脹呢？
　 顯然，中國經濟這輛老爺車，行駛得越來越顛簸：原本三五年一輪的經濟周期，變為一兩年一輪的波動——越是不停地踩剎車、踩油門，經濟波動就越大；越是關注短周期，經濟周期就越短。

　 過度追求穩定使系統偏離均衡
　 “穩定”和“均衡”，看似近義的兩個詞語，有時候卻是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因為過度強調穩定，就會抑制市場力量的調整，阻礙經濟系統依靠自身力量走向均衡。
　 比如，過度強調人民幣匯率穩定，不敢讓人民幣價格大幅波動，外匯市場的均衡就只能通過數量調整來實現，造成越來越多的外匯流入，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結果，人民幣匯率穩定了，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價值穩定不穩定？為了購買外匯而發行的數十萬億人民幣對國內物價、房價的沖擊，算不算穩定？為了回收這些因購匯而投放的人民幣(更多投放給售外匯的外資外貿企業)，被迫提高存款準備金緊縮國內資金，造成股市一落千丈、中小企業命懸一線，算不算穩定？
　 又比如，過度強調就業穩定，就會造成勞動力價格的失衡。多年來，政府擔心工人失業、農民工回流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出口一有風吹草動，我們就會增加出口退稅或補貼。2010年，中國出口退稅總額超過7300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1/10，超過社�；蜥t療衛生支出，依靠這些出口退稅補貼的就業，算不算穩定？2008年年底，我們出臺了4萬億投資計劃，如果這4萬億投資完了，與上述項目相關的就業機會消失了，還穩不穩定？不僅如此，由于我們不允許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數量調整，系統地均衡就只能通過價格來實現，結果中國平均工資加速上漲，削弱了國家競爭優勢，為未來的不穩定埋下了伏筆。
　 再比如，過度強調物價穩定，就會造成增長的失衡。2008為了實現物價穩定，政策“超調”，造成2009年的經濟下滑；2011年為了物價穩定而出臺的一系列緊縮措施，勢必造成2012年的經濟下滑，“軟著陸”有可能演變為“硬著陸”。
　 可見，無論在什么市場上，過分強調穩定，就必然會有礙于系統自身的調整，妨礙經濟均衡的實現——偏離均衡的經濟系統，必然越來越不穩定。

　 政策轉型：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
　 在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者的眼中，當前中國經濟決策最難回避的矛盾是：物價、房價還沒有下來，經濟增長卻先下來了。此時，若政策轉向寬松，尚且擔心造成物價、房價反彈；若繼續從緊，則擔心明年經濟“硬著陸”。
　 其實“緊”或者“松”都是“反周期”、“宏觀調控”、凱恩斯主義的專用概念。如果跳出凱恩斯主義、跳出需求管理或貨幣管理，轉向“供給主義”的改革，上述矛盾根本就不存在——比如：減稅，放松壟斷，放松管制，整飭流通秩序，對缺乏競爭力的國有壟斷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減少行政干預，推行鄧小平、里根、撒切爾夫人等提倡的自由市場競爭，結果即能夠增加總供給，又能平抑物價——可以同時符合“反通脹”和“保增長”兩個目標。
　 所以，中國經濟政策如果長期陷在“周期管理”、“宏觀調控”的泥潭里，走入“死胡同”是必然的。事實上，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早在30多年前的美國就已經走入了死胡同，在歐洲也走進了死胡同。在中國，政策應該盡快從周期管理走向供給管理，而增加供給的所有政策都指向“變革”——讓政府財政收入不再高增長，讓財政支出不再擠占民間投資，讓行政壟斷不再抑制創造力，讓準入限制和管制不再保護落后，讓有形之手不再抑制生產和消費，讓資金、勞動等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戰略轉向：新對外開放觀
　 央行最新數據，8月份新增外匯占款3769.4億元，這就意味著僅一個月時間又有500多億美元進入中國。由于央行剛剛出臺了擴大了存款準備金繳納基數的政策，按照規定，未來兩個月各商業銀行每月應該多繳納3000多億人民幣給央行作為存款準備金，幾乎正好對沖掉每月新增加的外匯占款。所以，在9月和10月，如果外匯流入暫時都可以不作對沖，那么11月呢？明年呢？
　 當中國經濟面臨極大的“硬著陸”風險、政策想放松、想降低存款準備金以刺激經濟時，持續的外匯流入卻逼著中國央行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否則就只能任由新增貨幣繼續推高房價、沖擊物價了。
　 要改變外匯持續流入的局面，就必須改變當前的對外經濟政策：中國“鼓勵出口、吸引外資、穩定匯率”等政策，都是90年代制訂的，一度對推動中國過去10年的經濟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時過境遷，再堅持這些老政策，就會繼續消耗寶貴的財政補貼資源，加劇勞動力價格失衡，讓內資內貿企業、小企業和股市成為“外病內治”和“外松內緊”政策的犧牲品，讓外匯儲備繼續增加并不斷不貶值，讓中國消費者補貼國內生產者和國外消費者……
　 為了不再復出更多的代價，中國需要實施“新對外開放戰略”，從鼓勵出口、追求順差，到追求國際收支平衡；從盲目吸引外資，到只重外資質量不求數量；從僵化的匯率政策，到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物價的背后
　 最后，讓我來重新審視一下本書討論的物價問題：物價牽動民生，是經濟周期運行的重要指標。小小的物價，可以折射出整個中國經濟宏觀、微觀的各個方面，而站在物價表象背后的，其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濟政策、經濟戰略和經濟體制。
　 透過物價和通脹，讀者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表面穩定，實際上正在嚴重偏離均衡；執行了20年的或松或緊的周期調控政策，已經把經濟周期變得越來越短；在房價物價調控目標尚未實現之前，投資已然“高臺跳水”，經濟掉頭向下；當國內信貸資金緊張、中小企業資金鏈紛紛斷裂時，央行每個月還面臨著為了對沖外匯占款而不得不提高存款準備金的壓力——面對上述復雜矛盾，傳統經濟政策已經進入“死胡同”，惟有政策轉型和戰略轉向才能讓中國經濟避免危機。
　 企盼著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盡快轉型，中國的經濟戰略能夠盡快轉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理性、全面、客觀地看待物價和通脹，祝愿中國經濟列車越開越平穩，祝愿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通脹恐慌猛于虎！
　 通脹恐慌所導致的調控政策更猛于虎！
　 因此，中國人要戰勝通脹，首先要戰勝通脹恐懼癥。這不僅需要在居民和企業中全面普及物價和通脹的知識，還需要對那些不做認真研究就到處“忽悠”的學者和媒體做出系統的批判，更需要政府決策部門進行“適度調控”——有時候多前進一小步，就可能掉進泥潭！
　 盡管中國早已實現了糧食自給和供求平衡，且大部分工業品都處于產能或產量過剩狀態，可是每一次短期物價上漲，都有人把它夸大成長期現象，并說：這次不同以往！
　 最早以中國為例說“這次不同以往”的是LesterRussellBrown，他在1995年出版的WhoWillFeedChina？一書一度讓全世界為之恐慌。作者宣稱中國人的食品消費增長將造成全球糧食短缺，以及糧食價格的暴漲�？墒�16年過去了，中國的糧食消費并沒有明顯的增加，甚至主要糧食的消費量仍然停留在1992年的水平，直到2006年之前的10年里，全球糧價也基本保持了穩定。
　 2006年以后，當全球糧價真的開始迅猛上漲的時候，更多的聲音說：這次不同以往！為什么呢？因為糧食的需求變了：以前人吃糧食，現在機器也吃糧食（用玉米等農作物提煉燃料油乙醇等等）。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很快人們就迎來了2008年的下跌——半年之內，主要糧食價格暴跌超過50%！
　 2010年6月開始的全球新一輪糧價上漲，終于在10月份造成中國CPI迅速上升。之后，中國又連續經歷了冬季的“蔬菜通脹”和2011年夏季的“豬肉通脹”，于是又有人說：這次不同以往！因為中國已迎來“劉易斯拐點”，工資價格上漲將推動中國物價走高，并將很快迎來兩位數的通脹時代！也有人說，這一輪通脹是受到了國外大宗原材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推動，將演變成長期難以化解的通脹壓力；還有人說，中國過去幾年累計超額發行了幾十萬億人民幣，這些貨幣最終要變成物價上漲；上述觀點不僅在媒體上鋪天蓋地，在學術界也影響極大，甚至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決策機構。
　 2010年底，我應邀參加央行金融穩定局召集的經濟形勢專家咨詢會。在我之前發言的幾個專家似乎都提到了“不能忽視原材料上漲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忽視勞動力成本上漲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忽視貨幣超發對物價的影響”……然而，到底上述因素如何影響價格，影響多少？卻無人論及，僅憑想象！
　 事實上原材料上漲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原油漲了數十倍而下游化工數量漲價甚微；鐵礦石價格早已是幾年前的數倍而汽車價格依然下跌；
　 勞動力工資價格上漲從2005年以后就明顯加速，為什么那時候沒有推動物價上漲？五年來證券行業的工資漲幅最快，可是證券行業的產品——交易傭金率為什么卻為什么下跌了60%？
　 至于貨幣超發，貨幣增長最多的年份顯然不是2010年，而是2009年，可是為什么那一年是通貨緊縮？
　 所以，中國的物價形成機制并不像上述學者“忽悠”的那么簡單。
　 那么，中國這一輪通脹，究竟是周期性的食品通脹，還是結構性的長期通脹？有多少是需求拉動，有多少是原材料或工資成本推動？有多少是貨幣因素造成的，有多少源于實體經濟本身？有多少物價上漲是從國外輸入，有多少源于國內？有多少物價因素要從宏觀治理，又有多少是因為微觀上的壟斷、管制、物流、流通等原因造成？物價上漲和資金流動、房價、股價分別是什么關系？
　 只有解決上述問題，才能幫助居民和企業全面認識通脹，幫助投資者正確預測物價，并有利于決策部門采取對癥下藥的政策措施。為此，從2010年12到2011月年8月，我帶領10名宏觀分析師，先后完成了6個專題研究報告，分別為：關于勞動力價格對物價影響的四層過濾模型專題；關于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對CPI影響的四層過濾模型專題；關于四層吸收后的單位GDP貨幣供應量對物價影響的報告；中國貨幣流向報告：貨幣流向對物價和資產價格的影響；關于PPI與投資、庫存及行業盈利能力變化的報告；關于PPI對CPI傳導的專題研究以及影響物價的微觀機制的專題；等等。
　 盡管這些專題研究報告費時耗力，甚至因為涉及很多繞不開的理論創新、概念創造和模型創新，以及大量的數據處理和量化分析，結果也難免有偏差，但是據我們了解，這樣全面從貨幣到實體，從宏觀到微觀，從產業鏈到競爭環境，分別對原材料、工資、貨幣、食品等因素對于通脹的影響開展系統的定量系列專題分析在國內學術界尚屬首次。
　 在本書所涉及的物價系列專題研究過程中，我們的宏觀團隊一邊研究、一邊向機構投資者推介路演，并及時把研究成果送到有關決策部門和學術交流機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廣泛關注和重視，也收到很多寶貴的批評、指導、意見和啟發。在此對上述提供幫助和建議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為了更廣泛地推廣這些理論研究成果，我們應出版社的要求，改變了經濟學理論和模型的抽象表達方式，刪去了專題報告中繁雜的數據、圖表，把這些專業研究成果改寫成通俗著作，就有了大家看到的這本著作。
　 從開始這本書涉及的系列物價專題至今，三個季度過去了，中國的通脹正按著我們預測的方向演進，中國人心中的通脹恐懼也將階段性褪去�？墒且�正確地認識通脹、應對通脹、治理通脹，徹底告別非理性的通脹恐懼，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愿這本著作能夠為關心中國經濟、關心百姓生活、對理論創新感興趣的朋友們提供一點兒積極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