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汽車限購引發市民“最后5小時”瘋狂，大量消費者在12月15日晚涌入4S店搶車。有人開到購車發票后喜形于色，大喊“車是爺的了”；有人沒有足夠現金付全款，竟摘下首飾作抵押；更有人迫不得已轉戰北京搶購，體驗5小時內的生死時速。一邊是商家拼命宰客，一邊是消費者擠破腦袋搶車。只要能把車賣給我，霸王條款都是“貼心關懷”。

　　以12月16日0點為分界點，天津4S店與二手車市呈現冰火兩重天，0點前人山人海，0點后門可羅雀。天津市政府突襲式發布限購政策，也被戲謔為新版“半夜雞叫”，對政府的批評聲不絕于耳。

　　此前，北京、廣州執行限購政策時，也讓市民們措手不及。這是因為如果提前公告，可能會引起大量投機行為，造成市場混亂。以“一切為了穩定”為要義，政府搞突襲就有了保護傘。

　　遺憾的是，這一繞過民意的政策并沒有為天津擁堵、污染等問題開出藥方。對政策出臺的解釋也僅僅用了一些數據和預測，沒有公布任何有利于公共交通、改善民生的具體計劃。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天津市政府只是通過“最沒有技術含量”的限制出行來緩解交通問題，同時通過拍賣牌照等方式來提高政府收入。

　　今年7月，中汽協曾痛批當前的汽車限購政策，認為其不僅對治理擁堵沒有直接作用，對治理霧霾天氣也沒有明顯效果，僅是地方政府“懶政”思維的體現。

　　在北京、廣州接連限車之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天津，并非最迫切需要限車的城市，卻比其他城市都要積極。有網友諷刺地說，天津是“沒有北京的命，卻得了北京的病”。限購更像是標榜自己經濟發達的證明，不用GDP說話，就用限購說話。

　　在公共交通運行效率低下，城市綜合交通體系羸弱的背景下，天津市先拿普通市民開刀，不僅得不到民意支持，更有損城市形象。雖是海濱城市，天津的城市建設和道路環境給人的印象并不好，一些大型化工廠在這里建設，灰霾塵沙長期集聚，污染嚴重。在城市工業化發展出現嚴重副作用的情況下，把板子都打在私家車上，顯然不公平。

　　在對汽車限購未進行科學論證，無視民意表達的前提下，天津的做法決不應被其他城市效仿。對于天津市來說，如果想平息公眾的懷疑情緒，就應極力改善公共交通運行體系，給公眾一個方便的出行環境。如果在通過限車為市民增加出行成本后，道路和交通環境仍持續惡化，公眾則有權要求政府取消限車政策。

　　北京和廣州的經驗教訓，值得后續加入限購的城市學習。政府通過限購獲取的任何收益及用途都應向公眾交代。一個例子是，從1994年起實行牌照拍賣的上海，其拍賣資金的去向和用途長期未公開。此前，有上海律師因向上海市政府申請信息公開未果，而將后者告上法庭。

　　今年年底，上海通過微博與微信公眾賬號“上海發布”將拍賣牌照的收入和支出項目進行了簡要羅列，可謂邁出了信息公開的一大步。而去年實行車牌競價的廣州主動曬賬本，則被認為是政府資金管理透明化的積極信號。

　　如今，匆忙實行限購政策的天津，已處于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在效仿北京、上海的同時，天津要承擔更多的義務，如公開牌照拍賣所得的每一項用途。公眾有權監督政府是否把收益用在了改善公共交通之上，是否在引導市民轉用公共交通的同時，對環境進行了治理，降低了PM2.5對身體的損害，維護了市民的健康權。

　　政府的權力是公眾給予的，在犧牲公眾用車權利的同時，也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為城市交通和環境改善做出實事。實行限購政策的城市，政府接受公眾監督應成為一種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