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新特點·新對策系列專訪

　　編者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5年來，經過打基礎的第一個30年和跨越式發展的第二個30年，在國內國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背景下，現在已進入追求更高發展質量和可持續增長的第三個30年，進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時期。如何面對新格局、新常態，迎接新挑戰、新機遇？國慶前夕，我們特別推出這組“新常態·新特點·新對策”系列專訪，圍繞十八大以來我國新的發展思路、發展戰略，請多位國內權威學者對若干重點領域的轉型發展和全面改革發表見解、提出建議，敬請關注。

　　●承認失衡是根源，不意味著承認失衡是我們的責任，認真研究失衡問題，可據此深刻揭示某些發達國家造成失衡并引發全球危機的事實，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發展道路偏頗、經濟結構失調且多年難以調整的深刻原因。
　　●如今，美國沒有了要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的約束和壓力，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完全脫離，正構成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矛盾，使得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無約束地僅僅立足于其國內目標，全不顧其他國家洪水滔天。正因存在這種基本矛盾，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才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所在。
　　●危機的恢復，一方面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使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向著多元化方向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決定權被逐漸弱化。在上述意義上，全球經濟的新格局開始醞釀。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沒有哪個國家能在世界經濟危機來臨時獨善其身，危機過后，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長期低迷，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持續高增長。因此，如中國這樣發展迅速又體量巨大的經濟體，就成為一些國家怪罪的對象，將“全球經濟失衡”責任加在中國頭上。為此，《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從理論高度深入分析，澄清事實，正本清源。

　　失衡不是中國的責任

　　《經濟參考報》：當前世界上有些國家認為，中國是此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宣揚“中國威脅論”，甚至用“全球經濟失衡”論將危機起因歸咎中國，您對這個問題如何？

　　李揚：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無疑是被各國當局使用最多的詞匯之一。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偏愛用“失衡”解釋危機的根源。將危機歸諸失衡，將失衡描述為“全球”的，他們便得以輕松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特別是類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梢哉f，“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云云，都是從這個概念中獲得理論支持的。
　　中國有關部門自然對此論保持了高度戒備。在所有公開場合，特別是國際會議上，官方都避免使用這個詞匯。有朋友告訴我，歷次G20峰會，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公報和首腦宣言中抹去這個用語和相關表述。
　　我們理解有關部門的這個避諱。但是，作為經濟學家，深心里總覺得如此避諱似乎是杯弓蛇影，甚至掩耳盜鈴。平心而論，一方面，除去失衡，目前似乎還很難為危機找到更合適的根源；其次，承認失衡是根源，絕不意味著我們接受某些國家“東引”來的“禍水”，承認失衡是中國的責任。相反，認真研究失衡問題，在國際上，我們正可據此深刻揭示某些發達國家造成失衡并引發全球危機的事實，在國內，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發展道路偏頗、經濟結構失調且多年難以調整的深刻原因。
　　2009年初，我在倫敦參加由溫家寶總理和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唐寧街10號共同主持的全球經濟學家座談會。包括斯蒂格利茲在內的20余名全球大牌經濟學家與會。我是唯一的中國學者。座談會安排了五位經濟學家發言，我是其中之一。在向總理匯報并獲同意后，我在會上專題闡述了對全球失衡的看法，要點有四：其一，失衡問題雖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關注，但作為一種全球化的伴生現象，則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便已存在。其二，觀察布雷斯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全球經濟發展脈絡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始終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順差一方，不斷變化的角色包括德國和日本。70年代以后，先有亞洲“四小龍”，后有亞洲“四小虎”，然后是中國和石油輸出國，漸次加入了該行列。因此，如果說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機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國那里。其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稱全球失衡，則世界各國的國內經濟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機，促使經濟回歸正常軌道的要義，在于世界各國均致力于調整其國內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由于當前的全球化是由發達經濟體主導，他們顯然應承擔最重要的主導性責任。其四，中國政府自上世紀末開始便已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實施科學發展的戰略目標，力求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和國內投資的過度依賴。這是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切實步驟。
　　從會上和會后的評論看，我的意見獲得了與會者的廣泛尊重。那次會議后，全球失衡和再平衡問題便成為我的研究重點之一。

　　平衡與均衡是不同的概念

　　《經濟參考報》：近日，失衡與再平衡成為一個時髦詞匯，但經濟學里似乎用的是均衡，那么平衡與均衡是一個概念嗎？如果不是，那么我們現在所說的失衡與再平衡指的是哪一個？

　　李揚：失衡與再平衡這一對概念雖然總被西方政要掛在嘴上，但其中“衡”的具體含義，卻總是語焉不詳。要深入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如此重大的問題，就不能不先對“衡”做一番推敲。
　　失衡與再平衡中涉及的“衡”，主要有均衡(equilibrium)與平衡(balance)兩種意思。
　　平衡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指“對立的各方面在數量和質量上相等或相抵”。
　　均衡一詞來自物理學，指由于受到大小相同但作用相反兩種力的作用而使物體處于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引申到經濟學中，均衡是指市場上存在需求與供給這兩種相反的力量，當需求恰好等于供給時，市場就會處于一種均衡狀態。深入一步，經濟學所說的均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瓦爾拉斯均衡，它強調市場供求相等，進而強調市場出清。另一種為非瓦爾拉斯均衡，強調價格機制并不能發揮出清市場的作用，市場均衡常常是非瓦爾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卻出現相對穩定的趨勢。很顯然，與供求相等的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相比，非瓦爾拉斯均衡是一種廣義的均衡概念，指的是系統中各個變量經過調整后不再具有變動的趨勢。非瓦爾拉斯均衡還可以有進一步的延伸，即當有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時，仍有一種內在傾向使經濟回復到均衡狀態。這是一種穩定均衡。相反，如果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經濟不再能回復到均衡狀態，那就是一種不穩定均衡。
　　顯然，在經濟學中，均衡與平衡是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均衡是標準的經濟學術語，并始終是經濟學家討論的重要概念。平衡的內涵則相對貧乏，也缺乏非常嚴格的定義，在很多情況下，平衡還用來指余額，表達供給和需求、資產和負債等在規模上完全相同的情況。
　　我們要討論的全球經濟失衡中的“衡”，顯然出自均衡，因為我們并不特別關注各國國際收支是否存在正的或負的差額。相反，各國存在差額是一種常態，包括貿易順差與逆差的失衡，進一步則是經常賬戶的失衡，再到國際收支的失衡，最后是全球儲蓄與投資的失衡，即主要發達經濟體儲蓄不足，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儲蓄“過�！�，等等。我們關注的是，這種存在差額的狀態是否能夠持續。

　　失衡有“好”“壞”之分

　　《經濟參考報》：經濟發展過程中，失衡應該是一種常態，我們對失衡也應該抱有一種平常心，但目前所說的失衡似乎對經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是否有“好的失衡”與“壞的失衡”的區別？國際收支中的順差與逆差是否決定失衡的好與壞？

　　李揚：一國對外貿易或國際收支出現差額(逆差或順差)，是該國跨越國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因此，判斷失衡的經濟意義，要從資源動態配置的角度分析。據此，我們可以將經常項目失衡區分為“好的失衡”和“壞的失衡”兩種情況。
　　“好的失衡”是一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配置消費和投資的最優決策，例如，經常項目逆差可以是動態的前瞻性儲蓄投資決策的最優化結果。這種失衡非但無害，而且還可以達到增加社會福利的效果。具體來看，好的失衡至少指的是如下三種狀況中的一種：其一，對外失衡狀況及其增減動態，恰與本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周期變化相一致；其二，本國經濟結構基礎良好，企業充滿活力，宏觀經濟具有明朗的發展前景。在這些條件下，失衡現象出現，是國內經濟主體優化選擇所致，勢將導致良好的經濟結果；其三，吸收外資的期限結構和區域結構良好。因為，經常項目長期失衡，不可避免地會對資本和金融項目產生對應性影響。倘若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期限結構和區域結構合理，就會大大提高在經常項目失衡(逆差或順差)惡化情況下，耐受國際資本沖擊的能力，并保持國際收支總體均衡狀態的穩定。
　　“壞的失衡”指一國在利用國內外資源過程中，難以實現長期最優配置，導致經常項目失衡持續向逆差或順差的單方向上擴大，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總體風險上升。主要表現是：其一，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即，產業結構不合理、部門結構不合理、出口導向型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等；其二，金融結構不完善，包括不合理的儲蓄行為、不當的貸款活動、金融監管缺失、本幣定值過高等；其三，資本頻繁流動，導致外部風險上升，并使原已存在的不合理對外債務結構在幣種上和期限配對方面更加扭曲，外匯儲備不足或者過度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順差并不必然意味著好的失衡，同樣，逆差并不必然意味著壞的失衡。因為，順差和逆差的出現，都意味著一國難以在本國范圍內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必須仰賴國際市場予以平衡，因而，跨境配置能力高低，是決定失衡狀況好壞的決定因素。另外，失衡同時意味著資本與金融項目長期出現單方向國際資本流動，這將對國內金融體系產生持續性沖擊。如果國內金融市場效率不高，這種持續性沖擊將通過匯率、利率、國際儲備、信貸、債券等各類市場，對國內實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同時，長期面對一種趨勢，國內貨幣政策事實上處于被“綁架”的境地。若無運行良好的貨幣政策結構以及經驗豐富的貨幣當局，貨幣政策的效力將持續降低。

　　好的失衡可以持續

　　《經濟參考報》：全球經濟失衡若無貨幣的介入就不可能蔓延，那么作為核心的貨幣就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而美元目前既有作為核心的權利卻又不承擔其應擔負的責任，這種情況是否才是造成壞失衡的原因？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為什么依然成為了核心貨幣？

　　李揚：既然我們從均衡的概念上來討論失衡與再平衡，失衡的可持續性便是一個核心問題。事實上，“好的失衡”就是一種可持續的失衡，因為處于失衡狀態的國家實體經濟健康，微觀主體充滿活力，發展前景明朗。
　　本質上，全球經濟失衡是實體經濟現象。然而，若無貨幣的介入，在“純”實體經濟體系中，任何失衡都無以產生。因為，“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本就未留出發生貿易差額的任何空間。
　　國際貨幣體系因素的介入，不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問題變得高度復雜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國家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清償和支付，則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長時期內具有可持續性。如此，對全球失衡問題的爭論，重點便不在于失衡的原因和規模等等，而在于失衡可否持續：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國用本國貨幣來支付逆差，則失衡便具有可持續性，反之，失衡便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回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歷史，可以大略把握失衡這種從可持續到不可持續轉換的軌跡。
　　建立之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覆蓋的經濟世界便是一個失衡的世界。起初的基本格局是，美國貿易順差和其他國家貿易逆差相互對應并長期存在。1960年，以美國的對外債務超過其黃金儲備為標志，布雷頓森林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開始轉變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其他國家對美貿易順差相對應，并愈演愈烈。但是，直至60年代末，這種失衡仍然是可持續的。因為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美國享有用發行本幣彌補經常項目差額的特權——而無論歡迎與否，世界各國都必須接受美元。1971年發生的“尼克松沖擊”可謂轉向不可持續的關節點。從那時開始，美國國內物價騰涌和美元對外價值一瀉千里，使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同時感到維持美元本位已經得不償失，于是爆發了持續近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并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壞。
　　但是，美元的故事并未結束。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一種制度壽終正寢后，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核心地位固然受到以歐元為代表的多種新興儲備貨幣的嚴峻挑戰，然而，亞洲各國的相繼崛起，客觀上弱化了這種挑戰。由于亞洲國家的貨幣絕大多數與美元保持密切聯系，很多國家甚至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該區域作為美元的新“外圍”的崛起，事實上重建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強化了美元霸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因前蘇聯東歐國家“巨變”得以進一步鞏固。90年代之前，蘇聯東歐集團事實上組成了一個同布雷頓森林體系并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其關鍵貨幣是盧布。蘇東巨變后，集團內所有國家都實行了市場經濟，其貨幣也不約而同地奉美元為新宗主。規模如此之大的經濟體集體“投誠”，無疑為美元的貨幣中心地位提供了新的支持。
　　如此等等，致使一些研究者將牙買加協議后的國際貨幣制度稱作“布雷頓森林體系Ⅱ”。我們以為，若就美國依然享受主要儲備貨幣發行特權這一事實而論，稱之“布雷頓森林體系Ⅱ”，固然無有不可，然而，若就美國在該體系內應承擔的國際責任而論，體系Ⅰ、Ⅱ就大異其趣了。如今，美國完全沒有了要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的約束和壓力，更遑論要為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付出調整成本。我們以為，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完全脫離，正構成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矛盾，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無約束地僅僅立足于國內目標，全不顧其他國家洪水滔天。也正因為存在這種基本矛盾，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才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所在。

　　開辟新路徑　走向新均衡

　　《經濟參考報》：引起全球經濟危機的失衡要實現再平衡，您認為會以哪一種路徑走向新均衡？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會有什么機遇和挑戰？

　　李揚：全球經濟失衡是當今世界的頭號難題，努力實現再平衡也自然成為當今世界的頭號任務，因為，始自2007年，至今仍在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機，由全球失衡而引發。
　　如果說危機的一般意義就是“脫離了常軌”，那么，所謂危機的恢復便可能有兩種前程：一是回歸舊軌，二是另辟蹊徑。規模較小且涉及淺表的危機，經歷一段時期的蕩滌，在導致脫軌的因素被修復或矯正后，通常都會回歸原軌，繼續前行；而若危機在深層次上觸及了體制機制，并且有了新的強大因素介入，則恢復的過程將走上新途。
　　此次危機顯然是后者，因為，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呈現出兩個重要的趨勢性轉變，這可能會使得此次危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格局的開端。
　　其一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中的增量貢獻一直高于發達經濟體。危機后，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的長期低迷和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持續高增長，更成為不可移轉的長期趨勢。在這個此盈彼虧的歷史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逐漸發揮引領全球發展的作用；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全球化模式將被改變。
　　其二發生在金融領域。資本主義式的全球經濟危機總有金融危機伴隨，而歷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大都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危機為基本特征。因此，危機的恢復意味著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債務危機而難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著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他們被自己呼喚出來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援手不能解脫，于是就有了如G20之類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產生。自然地，危機的恢復，一方面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使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向著多元化方向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決定權被逐漸弱化。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全球經濟的新格局開始醞釀。
　　在這樣的趨勢性轉變中，重建新均衡以及中國的發展有了新的機遇。首先，當前世界經濟進入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這將有利于中國培育“發展新優勢”和“搶占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其次，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經濟處于“治理機制變革期”，中國可以一方面努力發展壯大自己，另一方面努力增強全球治理的參與能力。
　　如果說，全球產業轉型、結構調整甚至治理變革，基本上是幾十年來一次，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周期性變化的一個常態，那么，新興經濟體能夠真正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發達經濟體，卻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新變化和新機遇。對中國而言，則更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機會。不過，能否抓住這樣的機遇，在全球達成新均衡的過程中確立自身的位置，卻要看我們的發展方式能否成功實現轉型，看我們的經濟結構能否得到有效調整，看我們的經濟效率能否持續提升，看我們的經濟質量能否有效提高。
　　這是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