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需要充分發揮制造業體系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從外部形勢看，雖然2020年和2021年，出口對GDP增長貢獻率都達到20%以上。但是，2022年以來，受全球疫情沖擊和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影響，美歐等發達國家為應對通貨膨脹快速收緊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快速下降，進而對我國出口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下降。長期而言，逆全球化暗流涌動，歐美國家推動制造業回流等，同樣不利于我國外需擴大。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需要總結歷史經驗，結合實際情況突出做好穩增長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著力擴大國內需求。

　　從歷史經驗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我國應對外部沖擊、穩定經濟運行的有效途徑。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受危機影響我國以美元計價的出口規模在1999年上半年和2009年全年均是負增長。面對危機發生及其可能對我國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危機當年，黨中央均審時度勢，前瞻性地提出擴大內需戰略部署并實現穩增長。從GDP增長數據看，1999年和2009年經濟增長中，在外需收縮對GDP增長貢獻率為負的情況下，我國消費和投資需求合計對GDP增長的貢獻均超過100%，有效實現了穩增長。

　　我國需要從消費和投資兩方面發力，著力擴大內需。當前，我國在擴大國內需求方面既有優勢，也面臨新問題。優勢方面體現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完整、彈性較強；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4億人口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國內大市場具有更大的消費需求潛力；開展重大項目建設、新基建投資等也有較大市場空間。問題在于，經過多年的加杠桿，居民部門杠桿率較高，繼續提升的空間有限；盲目擴大投資不可持續，更不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

　　因此，在著力擴大內需過程中，需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共同發力，以自主可控、優質有效的供給滿足和創造需求，以規模擴大、結構升級的內需牽引和催生優質供給，更好推動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提高供給和需求的適配性。圍繞新發展格局要求，著力打通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充分釋放消費和投資需求，用好宏觀調控政策，實現經濟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

　　一方面是穩定和擴大消費。2022年實施的汽車購置稅減半征收，以及新能源汽車消費刺激政策等，在擴大汽車消費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改善預期、提振信心仍然需要時間，而且，消費領域還存在較多的梗阻等情況，需要通過增強中小微企業發展的穩定性，擴大居民就業，穩定和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針對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為中低收入群體發放消費券，充分發揮這類群體對擴大消費的積極作用。結合“保交樓”，更好滿足居民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消費，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是穩定和擴大投資。房地產領域債券融資、信貸融資、股權融資“三箭齊發”，有助于穩定房地產投資，但恢復需要時間。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繼續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做好重大建設項目等，穩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制造業投資方面，圍繞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需要，加大投資力度，為解決關鍵領域短板和“卡脖子”問題，提高供給質量更好滿足居民消費升級需求等積蓄力量。在擴大投資方面，特別需要出臺政策促進民間投資。

　　再者是做好各項政策協調配合，尤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面對外需降低，基建投資對投資的拉動力不容忽視，財政政策充分發揮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撬動作用，增加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補貼等，改善企業和居民的市場預期。貨幣政策要在流動性總量合理充裕的同時，強化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制造業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應用，進一步提高政策調控的精準性，引導信貸資源流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必要時降低中長期貸款利率，推動制造業投資和穩定居民住房需求。

　　總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面對內外部形勢變化，我國在突出做好穩增長過程中，既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又要著力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需要發揮好消費的基礎作用，也需要配合消費升級發揮好投資的關鍵作用。在擴大內需過程中，不僅要著眼短期，還要著眼長期，考慮新一輪科技革命、我國人口老齡化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穩短謀長發掘擴大內需潛力。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