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從當前的國際經濟態勢來看，世界金融危機正逐步演化成越來越深刻的經濟危機，這使我國外向型經濟的持續擴張受到了挑戰，但與經同時，我國內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尖銳，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銳。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通過一系列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繼續擴大投資來對沖出口回落所帶來的影響，在短期內取得了比較明顯的結果。但是從長期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我們的結構調整是滯后的。2003年我國進入新一輪加速經濟增長周期之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顯著提高，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的固定資產增長率激增后，只能維持一段很短的時期，隨后就會下滑，并帶動經濟增長率回落，但在這一輪經濟周期中，盡管國家不斷出臺調控措施，但由于這一階段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客觀需求，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長期保持在20%以上，這使得投資和消費逐漸開始出現失衡，現在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而金融危機后采取的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措施，更是加劇了這種失衡�，F在在每年新增的經濟總量中，用于投資的比重越來越大，但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卻已經過剩，不能由出口和消費充分消化，導致生產能力的閑置和浪費，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率，還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隱憂。因此，如果再通過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不但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費，從實際操作上也是有難度的。2011年，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名義增長23.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1%），投資的增長實際上已經開始回落。在金融危機沖擊下，若能利用危機對低效率過剩的產能加以淘汰，借以加快結構升級提高增長的效率和質量，便可化危為機。而我國發達地區的發展戰略、方針及政策，更應該追求這種“化危為機”的目標，我國發達地區“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目標，普遍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區，如北京市“十二五”規劃中確定的年均增速即為8%，在全國是最低的，目的在于處理好經濟增長中的“快”與“穩”的關系、兼顧控制通貨膨脹目標和穩增長目標的均衡，特別是為轉方式、調結構留出空間，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的情況下，如果使以往的投資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人民享受的福利反而可能提高，那么我們前一階段所加大的固定資產投資也就有了長遠的效益。反過來，人民的福利改善了，又會對投資提出新的需求，這就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持久的動力。
其五，應當看到這一現象背后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變化。主動降低增長速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空間，如果速度降下來的同時，經濟結構的變化加快，那就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或者說速度下降作為一種成本，贏得了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預期變化。從我國發達地區當前經濟運行結構演變狀態看：在需求結構上，一方面，重視投資對消費的拉動，圍繞擴大消費改善投資結構和社會環境以吸引消費；另一方面，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如2011年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汽車類商品后）增速為22%，明顯高于全國水平，這是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必然選擇。在產業結構上，一方面，對房地產、汽車、耗能產業等加大調控力度，強調控制規模完善結構，尤其是要加強對房地產調控力度，減少這一領域的泡沫，以此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空間；另一方面，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在收入分配結構上，努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在發展方式上，一方面，在制度創新上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同時改善政府調控；另一方面，在技術創新上加快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努力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新格局，為此，采取完善創新政策體系，提高重大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建設科技型人才高地的一系列舉措。如果在增長速度降低，但同時在轉方式和調結構上能取得有效進展，那么，降低速度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最為有效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