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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團的最佳籌碼

與一種完全不值得相信的謬論不同，不論從理論上，實踐上以及歷史上看，復本位制都非常值得稱道，因為它優于單一金屬本位制，盡管并不一定優于金銀混合本位制或物價指數本位制。
　　——彌爾頓·弗里德曼

在1976年12月的一天，弗里德曼在無數燈光和鏡頭的聚焦下發表了一段簡短的講話。他說道，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有無數問題在不斷涌向他，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如何治療普通的感冒”。這的確令人感到費解，為什么有人會向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請教如何治療感冒？
　　在早期貨幣數量論大行其道的時代，出現了圖克等反對派，亦有李嘉圖等支持派。這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反對派的理由與支持派的理由看上去完全不相干。圖克反對早期貨幣數量論（他也并不支持近代及現代貨幣數量論。他去世于1858年，假如他活到現在，不知是否會繼續做反對派）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以勞動價值與資本轉移的問題來充當長矛，而支持派則多半是以自由市場為盾牌堅守陣地，這和向弗里德曼請教如何治療感冒似乎有著相同的幽默元素。
　　前面講過，在早期貨幣數量論的實踐前提下，白銀及其鑄幣由于數量變化而產生的問題。到這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銀本位的貨幣體系里，任何變量無論是朝正方向運動或是朝負方向運動，政府所考慮的改革一定不會是犧牲自身的利益而達成其目的。事實上，在復本位、金本位或者隨便什么貨幣體系下，這句話都是成立的，所以，根本問題并非是貨幣改革應走什么樣的套路，而是怎樣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現貨幣改革，這樣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現更多的損失，政府通過貨幣改革為自身謀取私利的現象也會隨之減少，因為貨幣改革總得先有一個理由才行。
　　要想有效地避免出現貨幣改革，就必須使貨幣系統能夠長期而穩定地運行。貨幣體系不是影響經濟穩定的唯一因素，但絕對是重要因素。因此，近300年來關于復本位、銀本位、金本位、紙幣本位孰優孰劣的討論從未停歇過。
　　可以確定的是，當西方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們提出各種新的貨幣理論之后，按照西方哲學的套路，它們會被嚴格分類。這樣一來，任何一類理論體系與任何一種本位制的結合都會誕生出一個新的模式，這讓貨幣的研究變得異常復雜。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用實踐的方法來論證全部的模式。而現有的，正在使用中的模式總是出現各種問題，它就像一個千瘡百孔的屋頂，不下雨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它哪里漏水，直到一場暴雨過后，你就會發現你永遠也別想將它全部補好。
　　在普遍流通金屬貨幣的時代，按照弗里德曼給出的答案，復本位優于單一貴金屬本位制�？墒菃栴}在于，通過上千年的實踐，我們已經發現了復本位的巨大缺點，并對其進行了理論化、邏輯化的表述，即劣幣驅逐良幣。既然如此，為何還會出現爭論？研究之后你會發現，這一爭論當中同樣存在著向經濟學家請教如何治療感冒的幽默。
　　對于復本位與單一貴金屬本位之間的轉換，費雪給出過一個邏輯，弗里德曼曾用自己的語言對這個邏輯進行了闡述，他是這樣說的：“在有限金銀比價較低的條件下，大部分新生產出的黃金會拿去做非貨幣使用，復本位制將瀕臨成為單一銀本位制的邊緣；在有限金銀比價較高的條件下，大部分新生產出來的白銀也會被拿去做非貨幣使用，復本位制則瀕臨成為單一金本位制的邊緣。
　　可以說，這是我所見過的所有在復本位制與單一貴金屬本位制邏輯關系上作出的解釋里，最簡單清爽的一個闡述。盡管弗里德曼所闡述的并非是自己的創見，但至少讓我們明白了一點，即復本位制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貨幣制度，它就像一個敏感的天平，會隨著（一個具有特定前提的）金銀比價的變化而出現傾斜。所以這里有一點必須牢記，那就是對于復本位制同單一貴金屬本位制之間孰優孰劣的爭論，其本質并非是理論論證上的爭論，而是不同利益集團以及持不同主義者們之間的爭論。這些人多數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發出聲音，并希望在理論及意識上打敗對手，無論何時，請牢記這一點。
　　上述的邏輯致使圖克與李嘉圖之間的對立出現了真空地帶，攻方的矛無法刺到守方的盾，矛與盾在兩個互不相干的空間里隔空比畫，這是值得慶幸的。因為這種現象恰恰說明這是單純的理論爭辯。所以在兩人的著作中經�？梢宰x到相同的意見，并且其中很多是出自亞當·斯密，而斯密本人在貨幣的問題上則表現得不那么狂熱。他似乎更在意勞動價值與利己主義之間的關系，以及自由貿易的問題，而貨幣在他的眼里并不是國家繁盛的標準。
　　在幾種貨幣制度相互轉換的過程里，為了找尋其中的邏輯而醉心于理論研究的人并不是很多，多數參與者以私利為目的，這其中亦存在非人力所能企及的經濟平衡問題。在這一點上，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針鋒相對便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
　　當你仔細觀察，會發現以弗朗斯瓦?魁奈為首的重農主義派開始出現追捧群體的那段時期，恰是重商主義開始漸漸成為眾矢之的的時期，這是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為它看上去不像是人的意志所能夠左右的，但同時它又是順應社會主流意識的。從重商主義大行其道至重農主義誕生并興起，再至土地銀行開始被大力鼓吹，這一系列的轉換與復本位、銀本位及金本位三者之間的轉換如出一轍。這種轉換很難被定義為是偶然或是必然。例如拿破侖戰爭結束之后的第6年，英國重新開放紙幣與金屬幣自由兌換的做法，至今仍然無人能夠給出肯定性的解釋。他們為什么會這樣做？假如英國當時沒有回歸金屬貨幣而繼續使用紙幣，那么今天的世界經濟必定是另一番形態。
　　不同本位制之間的轉換受到一種非人為的牽引力的影響，這可以被認為是自由經濟體下的自然調節作用，在找不到更加準確的描述前，姑且先這樣簡單理解。而如果想要證明這種影響的存在，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只要這種影響力存在著，那么經濟學家們對于理論及邏輯體系的建立就必然會出現錯誤。
　　在19世紀的前20年里，李嘉圖就曾犯過這種錯誤，如果將這些錯誤一一列出來，相信作為21世紀的普通人而言，你也許會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但事實上那時期任何一個貨幣學者都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犯下同李嘉圖一樣的錯誤，所以這里完全可以將其稱之為“一類錯誤”，以李嘉圖為例，情況如下：
　　1811年，李嘉圖以文字的形式公開反對復本位制，并認為復本位制所造成的動蕩難以遏止，而唯一的補救方法則是令其中一種金屬“成為唯一的衡量價值的標準尺度”；
　　1816年，李嘉圖以文字的形式公開支持銀本位制，并認為“白銀因其供給和需求更為固定，所以其價值更為穩定……”此外，他對于白銀在國際貿易上利于黃金的說法亦給予了肯定，原因是因為當時的貿易大國都在以白銀作為價值標準，因此“從整體上看，作為貨幣本位，白銀優于黃金，應永遠作為本位貨幣使用”；
　　1819年，李嘉圖在一個介于討論與決策性質之間的會議上發表了其對于金本位制的看法，“我已了解到，機器尤為適用于銀礦，因此極有可能導致這種金屬的數量增加，并使其價值發生變動，而同樣的原因似乎不會影響到黃金的價值�！�
　　后來的情況，則再次無情地駁倒了李嘉圖的說法，而且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如果按照李嘉圖的觀點去看，機器以及技術在貨幣本位的轉變中起到決定性的因素，那么全世界的金屬貨幣體系恐怕會持續動蕩乃至相繼走向崩潰邊緣。然而技術雖不是決定性要素，但在金屬貨幣時期，它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例如氰化法等冶金術的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就影響了某一貨幣本位的誕生或被取代。關鍵問題在于，對一種技術的誕生或更新所帶來的后果能否做出準確的判斷，這其中的本質則依然是貨幣數量論，技術、礦藏、傾銷對應天時、地利、人和，它們影響貴金屬的數量，數量影響價值，價值影響流通，流通影響政策。這個邏輯看似簡單，可當中卻存在著一堆無法確定的變量，每一個變量都如同一顆埋藏在地下的定時炸彈。你永遠無法知道它什么時候會出現狀況，但每一次都似乎是突如其來，其迅速程度令人咋舌。
　　至此，關于一種金屬鑄幣是否可以成為本位貨幣的討論已然失去了最初的意義和價值。因為金屬貨幣時期，任何一種貨幣本位的轉換都不是事先可以預見的，而所有的討論都幾乎可以被歸為事后的反思。李嘉圖屢次預言失敗僅僅是這一時期大討論中的一個小小縮影。
　　無論是復本位、銀本位還是金本位，它們都會在某一特定時期發生相互的轉換。而針對這種轉換的討論，更多的是在追溯其原因。但這是無法追溯的事情，即使可以追溯，一群一群的學者在漫長的過程中耗費心力對每一次的轉換作出一種解釋，到最后你會發現很多努力是徒勞的。
　　這正如同向弗里德曼詢問如何治療感冒那樣的荒謬，因為真正需要了解的不是轉換的原因，而是轉換本身。與其問為什么復本位會轉換成金本位，不如問這種轉換本身是什么，是進步還是退步？是偶然還是必然？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時期由金屬貨幣轉換成不可兌現的紙幣，而戰爭結束之后又再次重新回到金屬貨幣體系中，并建立了金本位制。這種轉換的背后一定存在許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這種因素存在時代和體制的局限性，如果生搬硬套的話，結局一定會是悲劇。
　　在18世紀不同貨幣理論派的相互逐殺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宏觀意義上的派系，一個是以穩定為最高或唯一的目標，這里將其稱之為“唯穩定派”；另一個是以自由放任為宗旨的派系，這里將其稱之為“唯自由派”。只須將這兩派的代表人物做一個簡單的比較，那么不同貨幣本位制之間轉換的討論會立刻失去任何意義。因為“唯穩定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者以及參與者幾乎全部是學院派及政界人士；而“唯自由派”幾乎全部是商人、各種貿易機構以及金融機構。
　　“穩定”顯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但在這種比較下，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拔ǚ€定派”實際上代表了他們所處時代及社會背景下的政治經濟理論，同時它也是任何時代和社會背景下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就是要求貨幣的穩定，包括物價、匯率等。因為在那個貨幣體系嚴重動蕩不安的時代，穩定且持久的償付工具是整個社會大眾非常期待的一個美好愿景；與之相比，“唯自由派”的論點則是機會主義及功利主義者的心聲，他們渴望在一種不足以摧毀整個經濟體的動蕩中生存，并以各種理由來試圖證明放任貨幣以及金銀的好處。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整個歐洲18世紀對于貨幣體系的爭論完全是政治經濟論者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對壘。但歷史背景的改變總是很微妙，如果將目光投向19世紀，那么以上對于復本位及銀本位的論述則有80%會被推翻。弗里德曼認為復本位是好的，必須承認他是對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是19世紀的學者，若問為什么，當你合上這本書后便可意會。
　　“唯穩定派”與“唯自由派”的比較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西方在硬幣問題上的爭論。而當你了解到這一切之后，你也許就會明白，紙幣取代金屬幣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當全世界普遍開始接受紙幣之后，重新回歸貴金屬硬幣無疑是天方夜譚，除非有朝一日紙張比金銀更加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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