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教授約翰·奎金把那些已被多次證明是失敗和危險的卻難以消滅、連續不斷“復活”重來的經濟學說，稱之為“僵尸理論”。因為，“這些思想，既沒有活著，也沒有死去，更為確切地說，它們是不死的，或者如僵尸一般”。在他所著的《僵尸經濟學：借尸還魂的謬誤經濟思想及其成因》中，將批判矛頭對準了五類“僵尸理論”：大穩健理論、有效市場假說、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財富下滲經濟學理論、私有化理論。
    上述的五類經濟理論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思想，在英國叫做“撒切爾主義”，在美國則搖身一變為“里根主義”，在發展中國家名曰“華盛頓共識”，在學術界則被總結為“新自由主義”。約翰·奎金將之稱作“市場自由主義”。在《僵尸經濟學》中，他分五章逐一述評“市場自由主義”的五塊基石（即上述五類經濟理論），分析了每類理論、思想的誕生、發展及轉化為政策實踐后的作用，指陳其各自存在的致命缺陷以及這種缺陷如何在金融危機期間被無情放大，還分別提出替代這些“僵尸理論”的經濟思想。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及其繼任者本·伯南克都曾長期是大穩健理論的信徒。從某種意義上講，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近20年，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確實出現了看上去頗能佐證大穩健理論預言分析的繁榮，但這些繁榮卻未必全是市場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功勞。舉例來說，二戰后美國延續了國家向基礎科學、科學前沿諸領域高額投入的政策，還加強了教育普及，將科技教育等作為公民教育、社區教育的重要內容，這才是促成七十年代及其后新科技革命的源動力，但大穩健理論的信徒們卻聲稱科技革命只跟管制解除、投資活躍有關。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經濟繁榮，但卻是以犧牲風險保障為前提的，不僅針對金融從業機構的監管保障體系被削弱，而且剝離了戰后頭三十年建立健全的“為勞動者提供的保障”，還推動了教育等公共產品的市場化進程。2000年小布什政府執政后，甚至將監獄、公共災害救助也納入市場化（外包）范疇。
    有意思的是，經濟學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凱恩斯和哈耶克都反對大穩健理論，認為其不僅讓經濟繁榮無法持續，而且還會帶來不可控的嚴重后果，（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典型案例）。當然，凱恩斯和哈耶克雖然發現了同樣的問題，提出的分析解讀思路卻截然不同。八十年代以后，許多自稱為哈耶克理論信徒的經濟學家、政治家，在施政中卻照搬了大穩健理論，還抽出哈耶克或其他幾位奧地利學派專家的只言片語作為證據。
    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第N次證偽了大穩健理論，卻無法將其徹底根除。隨著經濟形勢的復蘇，又有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在兜售舊貨，足證約翰·奎金用“僵尸經濟學”、“僵尸理論”來形容這一理論的恰當。
    有效市場假說，是市場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信條。這種假說認為，經濟資產的價值，通常得以通過金融市場最佳體現，為此呼吁放寬金融管制、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鼓勵未經充分風險預演與管控的金融創新。其實，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投機失敗，已說明這套假說存在重大漏洞，但美聯儲和華爾街都不情愿對此反思，相反還進一步推動解除金融管制，不負責任的金融冒險最終釀成了全面危機。因此，約翰·奎金在書中追問，“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危機完全是金融市場的產物。全然不存在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戰后混亂、黃金兌現和賠款之爭，或者斯穆特-霍利關稅等類似的誘因……”他甚至將金融危機后，輕描淡寫描述危機、仍然不愿意正視問題所在、第N+1次復活的有效市場假說為“終極僵尸”，即影視片里“完全刀槍不入、永遠打不倒的那一種。特種子彈、重錘猛擊，甚至斬首斷頭，任何一種招數最終都不能使其徹底安息……但…僵尸，必須受制于一個難以覺察但致命的缺點，使其以自我毀滅而告終”。
    全球金融危機同樣打破了先前形成的兩個假象（曾被認同為規律、真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方法可幫助人們掌控經濟的發展趨向、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總能提出有效解決辦法；解除管制、降低稅收特別是面向富人的稅率，能在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發揮“財富下滲效應”，即富人獲得的發展成果會像水在沙堆里下滲那樣，勻出一些給窮人。金融危機暴露的真相是，窮人獲得所謂下滲成果，不過是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在消極審查后發放貸款而帶來的借貸消費，一旦經濟形勢緊張，虛浮的繁榮就會消退，窮人將回到相比過去更差的生活境況中。而美國等國掀起的大規模減稅行動，在減少了政府對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支出，最終造成窮人所獲保障和發展支持都大大弱化的同時，讓窮人和中產階級成了主要稅負對象，富人反而可以通過其顧問避稅、節稅。
    奎金批駁的第五個經濟理論，即是私有化理論。私有化（國有資產向私有資產的轉制）曾被視為拯救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靈丹妙藥，甚至成為衡量轉型國家改革成效、評價一國或地區是否能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重要標準。但是，私有化并沒有取得如其倡議者所說的廣泛成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持的一項調研表明，私有化政策主張付諸實施的多數案例中，不僅丟掉了國有企業（公有制）在再分配方面的效用，而且還出現了普遍化的貪腐行為；有別于經濟學家們言之鑿鑿的效用，私有化給許多國家帶來的仍是壟斷、高價、低質。所以，在許多國家，重要的私有化企業重新被收歸國家，包括英國對鐵路路網的再國有化、澳大利亞重組國有電信企業、新西蘭將航空業重新私有化等等，布什政府兜售的社會保障私有化政策最終也被拋棄。
    根據奎金的總結，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上述五類僵尸思想（經濟理論），都圍繞這樣一個核心思想：金融市場管理風險的自由市場體制勝于由政府干預來穩定總體經濟運行成果并緩和各種風險的體制。這種經濟思想及其分支，最終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既帶來遠超乎預期和規劃的增長成果，也頻頻帶來意料之外的動蕩）。為此，他認為，在政策層面上，各國政府都應盡可能采用穩定總體經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經濟學家則需要“多一些現實主義、少一些邏輯嚴密；多關注公平、少關注效率；多一些謙卑、少一些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