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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978—1997：改革以來3次內源性經濟危機及其化解

如果把1988—1994年發生在中國的大危機與西方1929—1933年的大危機作客觀對比，應該能出一本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學術著作。但得堅持客觀地把1988—1989年的滯漲、1990—1991年的蕭條和1992年的復蘇、1993—1994年進入高漲的同時再次誘發高通脹的過程，看作一個比較典型的危機周期來作分析。誠然，中國1993年以后以應對危機的政府調控為實際內容的“深化改革”，及其造成內需下降導致的外向型經濟大轉型，對世界資本主義影響巨大，也給后輩留下了異常豐富的話題。
　　
　　一、危機四：1979—1980年改革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及借助“三農”的復蘇
　　
　　在七十年代連續增加外債轉化為赤字的壓力下，必須換匯還債。隨之是以中央財政“甩包袱”為內核的經濟體制改革——以“放權讓利”為名推動“地方工業化”（與1958年類似）。于是，一方面是最有創匯潛力的沿海率先得到對外開放的機會；另一方面，這些地方的對外負債只能由中央政府償還。于是中央與地方“條塊分割，尾大不掉”的利益關系更加復雜。
　　
　　二、危機五：1989—1990年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經濟危機及“三農”應對
　　
　　八十年代因高增長+低上訪的“黃金十年”而名垂青史！其中有三種不同的原始積累或資本擴張：一是城市經濟基本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二是農村經濟休養生息、鄉鎮企業進入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遂使三農承載經濟危機能力增強；三是國家壟斷資本派生的“官二代”向“富二代”橫空轉世，官倒公司靠倒買倒賣、囤積居奇進行“權貴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三者充滿矛盾的“諧振”造成經濟秩序混亂和貪污腐敗大量發生。
　　
　　三、第三次外資外債背景及其邏輯演變：1988—1994年：“關鍵要把出口創匯搞上去”
　　
　　日本高增長終結于房地產泡沫破滅，財政赤字與金融高負債，加速一般制造業的產業轉移。
　　中國受制于外匯短缺、財政赤字和償債乏力，因而進一步放權讓利于并不承擔債務責任的地方政府，全國普遍出現“政府公司化”——各地政府借機攀比出臺以“親資本”為內涵的改革政策，大規模招商引資和經濟過熱，遂使中央債務負擔陡增。
　　
　　四、危機六：1993—1994年改革以來第三次經濟危機及其外向型轉化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相對于GDP的綜合債務率曾經高達140%以上（高于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的平均水平）。但在那時，因1989年“政治風波”遭西方封鎖的中國沒資格呼救——西方主流輿論是“中國崩潰論”……在中國政府嚴酷的宏觀調控和自我緊縮的促推下，只能再次像1980年那次危機硬著陸在城市那樣，以深化改革為名內向型地“成本轉嫁”！在付出巨大財產損失和社會代價走出危機時，中國的國內戰略產業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及其利潤，都已經極高比例地受控于跨國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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