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推薦他的新書，是吳敬璉先生寫的序，序中寫道：
直到今天，我國的社會思潮動蕩仍跟對外關系有關。在反對外人妖魔化我們時，我們敏感的神經也難以健全平易�？粗贻p一代人激進的民族主義宣言，作為過來人，我們有著一言難盡的感慨。
回憶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戰時代，我們是封閉的，我們一方面不得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時自顧不暇，談外談洋色變；我們自卑又自大，但為什么我們一窮二白呢？朋友在哪里呢？誰在妨礙我們發展呢？……從國家到個人，我們都離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遠。
30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們度過了短缺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個人也不再是計劃體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國際社會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這一經驗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個小小案例，卻也雄辯地說明開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敵意、緊張等等則敗壞了文明。事實上，洋務運動、北洋時代、國民政府主政的黃金十年……凡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期，都是開放的。
我們富強后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繁榮起來的價值觀何在？我們服務于世界和人類文明的關鍵在哪里？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尚未得以解答，我們社會反而陷入一輪又一輪的弱者情緒里。我們對外尚未知人論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有陰謀了……
看了吳教授的序言，我斷然決定，我的書不用請他們寫序和推薦了。
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天真認識，止步于我曾經編輯出版過的一本書——《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這本書中，作者提醒我的一段話是：
歷史證明這是一個規律：對于弱國來說，貿易保護是抵御市場經濟強權、發展民族工業的盾牌。當一國從弱變強時，它就會贊同自由貿易；反之，當一國由強變弱時，它又會回到貿易保護路線上去。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條，對任何經濟規律的無條件信奉都會帶來災難。
從這段話里我領悟到：即使沒有戰爭，世界也不是和平的。世界是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統一體。國際競爭是永恒的主題。而且，大國欺凌小國是必然的。1936年，有日本媒體問魯迅：您怎么看待中日之間的矛盾？魯迅回答說：兩家鄰居的孩子，一個孱弱，一個強壯，強壯的必然會欺負那個孱弱的。又問：那什么時候兩國可以和平相處��？魯迅答：等那個孱弱的孩子變得和另一個一樣強壯的時候。
正如吳教授序里面提到的“民族主義宣言”，也許會有人認為我的觀點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對此我并不否認。因為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我的護照是中國護照，我的家在中國。我不可能像沒家沒國沒感情的“理性人”那樣去面對現實生活。美國人向中國出口黃豆價格越高，就意味著我得花費更多的錢才能吃上等量的油。我倒是想知道，反對民族情感的人是否和我一樣，持的是中國護照，領取的是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