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陷入普遍困難。在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居高不下的債務事實上很難找到破解的法子，基礎設施更新的成本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債主”也無力通過借款等方式來承擔的；而歐盟諸國需要面對的債務問題同樣嚴重，財政情況稍好的德英法，外來移民融合發展問題則意味著高額成本；而在經濟學家們青睞的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民主國家，不僅面臨著遠超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扶貧難題，而且急劇增長的人口并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勞動力素質需求，從而讓這種所謂的人口優勢很難轉化為發展優勢。
與之同時的中國，政界、學術界、媒體、企業界方方面面人士也都熱衷談論轉型發展所不得不面對和克服的困難。不同觀點的人們其實都認同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成就、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贊同通過進一步改革來解決問題。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樣的思想來指導改革，形成怎樣的改革政策。
一些樂觀的官員和學者概括出所謂“中國模式”，在承認前述困難的同時提出，只有繼續堅持并發揮“中國模式”，才能解決困難�！爸袊Ｊ健钡奶岢稣吆唾澩叱３Ｅe出歐美國家、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前述發展困境，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成就，來說明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強力管控為特征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認為需要強化強政府、大國企、投資拉動GDP高速增長的發展方式。
相對應的，部分經濟學家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來源于與市場規則、規律的（部分）契合，而問題則是體制改革還不到位，還存在與市場規則、規律的錯位。這種錯位主要表現在：首先，國有經濟不僅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在關鍵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而且還橫向擴張到其他行業領域，例如房地產行業，極大排斥和阻礙了民企、民間創業的發展。再加上，以央企和地方重點國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實際上并未像歐美日許多國家那樣，真正履行公益使命，其收益分配、投資運作等都未處于民眾有效監督之下，從而造成了體制性的分配不公等問題。其次，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既不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也未真正接受監督，讓這些經濟資源處于少數個人及其決策意志隨意支配之下，容易誘發道德風險，存在巨大隱患。第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自由裁量權驚人，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或隨意變更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持后一種觀點，近年來頻頻通過各種公眾場合發聲，將經歷三十多年沿革的經濟體制概括為“半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對改革停滯及這種停滯造成的多方面問題提出了嚴厲批評，指出如果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化、市場化、可持續發展，反而會倒退成發展水平極低而不可持續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甚至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認為，為避免社會危機的發展，中國應該重啟改革議程，真實地而非口頭地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由吳敬璉與財經雜志主筆馬國川合著的《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一書，就翔實而系統的論證闡述了上述觀點。
《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這本書的一大亮點在于，書中第二至五講通過對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經濟政策沿革的梳理，可信的解釋了市場化改革之外的道路、政策無法成功的原因。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曾相對完整的引進了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套體制最早來源于蘇聯建立時的戰時體制，本是權宜之計的安排，摒棄了馬克思“社會大工廠”和“自由人聯合體”的設想，實際上建立的是“國家辛迪加”。吳敬璉指出，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一經實施，就暴露出諸多問題，而被引進到中國之后，也很快暴露出“官僚主義盛行，工商業的服務質量下降，國民經濟…陷入僵化和低效”等問題。為此，陳云等經濟工作領導者不得不引入部分市場調節要素，來調和蘇聯模式的弊端；而毛澤東則看到了蘇聯模式扼殺地方、企業自主權的問題，通過向地方政府和企業放權的方式，推動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輪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但被概括為“分權型的命令經濟”改革，在1958年及之后造成了經濟混亂，還極大的放大了“大躍進”造成的危害，而后的再改革就以恢復“集中計劃（命令）”為導向。從大躍進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歷了多輪放權-收緊的經濟體制有限改革，卻始終無法突破“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吳敬璉在書中也指出，改革開放之前，歷次向國企放權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也沒有奏效，皆因為沒有真正的“市場”及自由競爭存在，無從達成資源的優化配置。
這本書其他篇節，分別依照時間順序和經濟體制改革涉及到的不同領域（包括“三農”、外貿、國企、金融、財政等政策領域），回顧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經驗、局限以及體制有限改革造成的新問題，以活生生的改革成果及曲折、教訓證明，大凡在市場化改革推進比較堅決、改革配套比較齊備、政府職能和權力公共轉型較為成功的領域，例如外貿、外匯體制領域，發展成效就比較突出、遺留問題就較少；反之，在有關職能部門或利益集團阻撓改革深入、政府職能和權力公共轉型較為緩慢的領域，如社會保障領域，問題暴露就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