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在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所預言的民主化改革卻并未如期到來。甚至，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在全國少數基層地方試驗過的干部直選，后來也慢慢恢復了制度常態。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系教授蔡欣怡1992年初次訪問中國，而后長期研究中國問題，并開展了翔實的實地調研，結合中國官方公開的相關報告數據，試圖求解包括中國為什么可以在民主化改革停滯的同時，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在內的諸多疑問�！独@過民主：當代中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與策略》這本書，就是她對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國私營企業主事實上長期未發揮驅動民主化改革這一問題得出的解答。
需要指出的是，這本書的分析所依托的數據，無論是蔡欣怡教授團隊自行在中國各地向私營企業主群體調研采集的，還是取自中國全國工商聯等官方組織公開的報告數據，都在近十年前采集，所反映的情況也跟今天的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形勢存在差異。即便如此，《繞過民主：當代中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與策略》一書，仍然對缺乏民主化改革的經濟增長這一命題提供了清晰明確的解釋。
蔡欣怡教授通過這本書得出的核心觀點，可以切分為相互聯系的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私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重新發展起來，社會和法律地位的提升經歷了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這就使企業主主動或被動的保持了相當低調的政治態度，這樣的低調使得絕大多數企業主避開了被卷入政治風波、執法清查。但企業主階層并不是消極被動的適應環境，而是通過發明各種各樣被蔡欣怡教授稱之為“適應性非正式制度”的做法，逃避、利用和挪用了正式機制，緩慢地改變了政治景觀。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重大政治創新，重新界定了國家經濟制度以及私營經濟、私企企業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并通過吸納企業主入黨、參與政治協商會議等制度安排，將“最先進生產力”納入體制之中。再加上中國憲法及相關法律體系越來越明確的界定對私人合法財產、私營企業資產的保護，“商業精英們就不太可能迫切要求實現民主轉變”。巴西、韓國等其他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經驗也說明，這一過程的推動力從來就不來源于企業家階層。
書中回顧了改革開放之后，私營經濟“非正規及正規的復活”的進程，指出中國黨的政策從以前的禁止資本家轉變到吸納甚至歡迎資本家，相關的政策決定并不是領導人的個性行為所驅動，而是來源于中國各地各級官員的共同要求。這既是私營經濟在中國改革發展的經濟地位的必然體現，更可視為是“適應性非正式制度”積累而實現的重大變化�！霸谝粋�更深的因果關系層面，國家行動者和非國家行動者雙方在其日常相互關系中繁育的所有非正式的應對策略，都具有其自身的制度現實的特征，因此要求…官方制度…吸納這些迄今非正式的實踐”。
蔡欣怡教授也意識到，私營企業主在政治上謹言慎行，除了相關的歷史教訓（經驗）之外，還在于缺乏一個集體組織和集體行動的共同參照系。她通過書中三個章節（第四章至第六章）的篇幅就此做了闡釋。第四章“私營企業主的認同感、利益和價值觀”依托于2002年的普查，相關數據顯示接受普查的中國私營企業主多傾向于信任官方新聞媒體，對政府行為有相當高的期望，與之同時對技術官僚治國的制度安排表示了寬容和理解。這些數據所反映的情況，與當下存在一定差別，也頗能反映當時的相關改革、制度安排的調整所取得的效果。
書中第五章分析了私營企業主應對策略的多樣性，分為四個類型：多必須、抱怨接受型、忠誠接受型和維權型。蔡欣怡教授分析認為，第一，躲避型企業家不可能直接轉化為維權型；第二，抱怨接受型企業家發展了向政府部門吐訴不滿的能力并變得維權，他們的訴求仍有可能通過非正式渠道或現存的國家渠道來解決，從而更可能轉變為忠誠接受型；第三，實施忠誠接受型或維權型行動模式的企業家已經更好地發展了相互間的關系及其與政府工作人員的關系，從而有助于解決許多難題。
上段所述的分析推斷，可能符合2002年左右的現實情況，但與幾年后特別是當下情況并不匹配。蔡欣怡教授所說的“躲避型企業家”，即證照不齊全、在正常監管管制范疇之外營商活動的小商販或兼職經商者，近年來參與維權的頻率并不低。這是因為，各地掀起了激越城市化、城鎮化，造就了大批的失地農民、無力購房人群，許多人不得不變身為所謂的“躲避型企業家”，與基層城管、工商等多個監管部門的對立矛盾也愈加尖銳，而其維權訴求也日趨多元化。
蔡欣怡教授對私營企業主應對策略所下的判斷第二、三點，也與現實相悖。她在普查中國私營經濟、企業發展情況的時候，并未估計到（事實上也不可能估計到）幾年后中國將迎來一輪接著一輪的“國進民退”，私營企業在許多行業內的發展空間受到極大限制，客觀上已經很難容許所謂忠誠接受型企業主群體的擴大。
《繞過民主：當代中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與策略》書中第六章談到了私營經濟形勢下的地方差異，即不同地區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給予私營經濟、企業差異化的發展空間。在這一章中，蔡欣怡教授作出了一個而今看來頗具前瞻性的判斷，也就是當中國華南以外的其他廣大地區開始踴躍吸納外資之時，就將意味著對私營經濟排斥環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