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人們應該擁有“遺忘權”。最早聽到這個說法，是在一次互聯網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國際研討會上。當時，有來自斯坦福大學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同行在介紹歐盟互聯網法律的立法進展，其中便提到了這項權利。記得初次聽到，著實耳目一新。所謂“數字遺忘權”（或叫“數字忘卻”），簡單講，就是數據應當有使用期限，網絡應該學會遺忘。這一思想，已不僅僅是觀念層面，在德國，它“落地”為“數字橡皮擦”技術正為德國消費者保護部長伊爾莎·艾格納積極推動。
與會歸來后，一直有在思考“數字遺忘”必要性和正當性的問題。直到有一天，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發生的一則新聞，讓我忽然對“遺忘即美德”有了觸動。說當地一個廣播臺的女主播突發心肌梗塞不幸離世，年僅25歲。不少她的朋友和聽眾在網上紛紛發表緬懷文字，有惋惜年紀輕輕走得太早，有熱議關于工作與生活的價值，當然，也有感嘆生命的脆弱和世事無常。這里，特別對某網友的一句評論印象很深，其寫道：“昨天還在發微博，今天卻去世，這種錯亂感連我這樣的陌生人都有點不能接受，更何況她的家人、朋友�！蔽铱催^這名女孩的微博，就在離世當晚，她還轉發了一條有關奧運會的信息。數字時代，尤其是移動互聯的廣泛應用，讓人們可以時時在線，時時通過文字、圖片、視頻、音頻等表征“鮮活個體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生命突然宣告消逝，而ID狀態卻可能在線的情況下，這種“時空錯亂感”會表現得尤為明顯。就在某一刻，我想到“數字遺忘”——如果女孩生前有些不得體的內容留在微博上，就當人們憑吊，回過頭再去翻看她以前的文章，難免有種多余的沖突味。如果，她的家人愿意，選擇“一鍵消除”，讓逝者逝矣，安靜地離開，會不會更好些。
這是我的個人體會，既不成體系，也未能深入，然而，在后來讀到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的《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時，大有豁然開朗、相見恨晚的感覺。該書開篇，就講了一個類似我之前假設的故事——斯塔西·施耐德（Stacy
Snyder）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教師。2006年夏天，這位同樣是25歲的單身母親已經完成了她的學業，并且對她未來的事業充滿了期待。但是很快她的夢想破碎了。她心儀的學校明確地告訴她，她被取消了當一名教師的資格，理由是，她的行為與一名教師不相稱。
她究竟做了什么？為什么說她不配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呢？原來，多年以前，她曾經將自己一張戴著一頂海盜帽、舉著塑料杯飲酒的照片放在MySpace她個人的主頁，并且取名為“喝醉的海盜”。拍這張照片她本意是給朋友看的，圖個好玩而已，但學校認為，該照片不符合教師形象，會容易誤導學生受不良影響。于是，斯塔西向學校承諾將這張圖片從網上刪除，然而為時已晚——她的個人主頁早已被搜索引擎編錄，而照片已經被網絡爬蟲程序存檔了�；ヂ摼W記住了斯塔西想要忘記的東西。
維克托提出了一個好問題，發人深省。他說，遺忘是人類的天性，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記憶變得越來越容易，遺忘卻越來越困難，我們又該怎么辦？為此，他援引了博爾赫斯的一則短篇小說《博聞強識的富內斯》。故事里，年輕人富內斯由于一次騎馬的事故，失去了遺忘的能力。通過驚人的閱讀，他積累了大量關于經典文學作品的記憶，但卻無法超越字面的文字去領會作品的內涵。維克托認為博爾赫斯是在暗示，一旦我們擁有了完善的記憶，我們將不能進行概括與抽象化，這會讓我們一直迷失在過去的瑣碎細節中。不僅如此，維克托還指出，完善的記憶力，可能會讓我們失去一項人類重要的能力——堅定地生活在當下的能力。
維克托的憂患并非杞人憂天，從小說的警示到真實的個案——書中提到在美國加州有一位41歲的婦女，天生就沒有遺忘的能力。然而這帶給當事人的不是超常的能力，恰恰相反，她的記憶不斷地限制了她做決定與前進的能力�！斑@就是記憶帶來的意外詛咒�！本S克托這樣評價道，同時，他又進一步預見到，數字時代，遺忘將變成例外，而記憶卻成了常態。千百年來，當人們不斷嘗試用本能、語言、繪畫、文本、媒體、介質來記住我們的知識時，互聯網技術可以輕易地顛覆和改變這一切。這時，人們不禁驚愕地發現，如果真的記住了一切，無法抹除，它會讓人發狂，甚至孤獨絕望。而對于企業，它將頻頻制造麻煩：存儲的數據日益增加，不堪重負，但很多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失去了價值。
“世界已被設置成記憶模式”，這是維克托在《刪除》中要表達的觀點。對其表現，人們固然不難理解，但心存疑惑，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難道僅僅是因為網絡化、數字化？還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對此，維克托創造性地提出了“數字化記憶發展4大驅動力”一說。驅動力一：數字化。它似乎是老生常談了，但這里的數字化，不僅僅是指內容、技術等數字化轉換，也包括強調數字化的可復制性、易存儲性和大規模生產性。重要的是，即便幾百次拷貝，結果產生的副本仍然與原始版本一樣完美，也因為如此，它更能經受住“未來的考驗”。驅動力二：廉價的存儲器。數字信息要傳播、提取、處理、共享，沒有承載的媒介可不行。這意味著，一得靠有形的容量，二得靠無形的速度（后面會提到）。前者就是存儲器，后者便是帶寬。試想，如果存儲空間價格昂貴或容量不大，人們自然就更懂得取舍，而不會一味地去生產和存儲。驅動力三：易于提取。關于這一點，維克托主要是在講信息檢索功能的日趨強大。但我認為也不能忽略帶寬速度的提高。易于提取，除了目標信息的精確查詢，也要有快速定位和下載為匹配。驅動力四：全球性覆蓋。通信理論專家保羅·瓦茨拉維克曾說“一個人無法不交流”。到了全球互聯階段，這種情形會更加突出。例如，發出一條微博，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影響波及面是前所未有的。這時，想召回信息和阻止他人分享信息，將變得非常困難。
不同于十多年前，一位名叫J.D.拉西卡的作者在《沙龍》（Salon）上撰寫題為《互聯網永遠不會忘記》的文章，總結稱“我們的過去正像刺青一樣刻在我們的數字皮膚上”。此文的發表意義非同尋常，它較早注意到了數字時代遺忘終止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到了維克托的《刪除》，對相關的探索則進了好多步�！霸诒緯�，我通過考察當前最岌岌可危的現象，去評估、探索最有可能的補救方法；同時，在過去的人類歷史與現在的數字時代中去探索記憶與遺忘�！陛^之以往，維克托的研究顯然更深入和系統。除了前面提到的四大驅動力，維克托還歸納了數字記憶的三個特征——可訪問性、持久性和全面性。另外，他還具體揭示了數字化記憶的兩大威脅：基于由此帶來的信息的控制和必然導致的個人能力的減弱；數字化記憶讓時間作用失效，繼而影響到我們進行理智決策的能力。
很明顯，維克托為我們描繪了一個不安的未來。要么是被信息權力所掌控，活脫一個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或邊沁作品里的“圓形監獄”；要么是摧毀歷史，損害我們及時行事的能力。于是，如果仍舊對數字記憶力無動于衷，接下來人們將無助地徘徊在兩個同樣令人不安的選擇：一種選擇是永久的過去，一種選擇則是被忽略的現在。
然而《刪除》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直陳問題，也貴在提供方案——要不然書名干脆叫《數字化記憶》了。在書中，維克托號召大家發起一場“互聯網遺忘”運動，并給出了六大應對數字化記憶與信息安全的對策：數字化節制、保護信息隱私權、建設數字隱私權基礎設施、調整人類的現有認知、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態、完全語境化。此外，維克托還建議給信息設定一個存儲期限，這是一項關鍵對策。其寫道：“存儲期限并不是強制性的遺忘，不是讓我們被迫去選擇，而是通過存儲期限讓我們能對信息的壽命做出應對�！痹谝淮谓邮懿稍L中，維克托表示，在可以想見的未來，所有的數字記憶可設定一個共同的最終期限。如果被涉及的人不能協商好統一的時間，那么則以較短的那個期限為準，但是這個問題必須交由每個社會群體自己去回答……這聽上去很復雜，但在這樣一個數字的年代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回避它，因為一旦我們回避這個問題，就會有其他人不顧我們的愿望來做決定。
在閱讀《刪除》之余，我也讀了維克托的另一部被稱為“開創大數據系統研究的先河之作”——《大數據時代》。我發現，它與本書在主題上有著起承轉合的關聯。在《大數據時代》中，維克托旨在提醒人們大數據因為被應用而變得有意義，而回到《刪除》，他又告誡過猶不及、多未必好的道理。想起維克托曾經說起的“不會過分吹捧大數據”，他的克制與謹慎由此可見一斑。而結合兩本書的關鍵議題，似乎分別對應了“取”和“舍”，再一看《刪除》的副標題，沒錯，維克托講的正是“大數據取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