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美國，這個到今天仍然在經濟總量上領先于中國的國家，我們知道些什么？

　　我們貌似知道很多，知道眾多美國公司的傳奇故事（可口可樂、IBM、微軟、蘋果、Google……）、眾多美國企業家（亨利·福特、小托馬斯·沃森、喬布斯、比爾·蓋茨……），以及他們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中國的企業從中受益之多毋庸諱言，然而，在更高層面上，我們卻似乎從未弄清美國商業何以在一百多年中保持了長足而高效的發展。

　　可以說，對于美國商業，我們長期以來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為學習者，今天的我們像極了晚清的洋務派，注意力更多停留在技術操作層面，而對背后的制度未有足夠的重視。這倒也可以理解，因為近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實在發展太快太出人意料，狂飆突進之中多半只樂于體驗“速度與激情”，而不太會沉下心來去進行那些相對冷靜的思考。

　　然而到今天，三十幾年的“野蠻生長”過后，狂熱之氣已漸漸冷卻，整個國家也逐步趨向理性，特別是當經濟發展遭遇新的瓶頸，各種商業性矛盾不斷涌現之時，我們該何去何從，又該向歐美這些走在我們前面的國家學習什么？這都是擺在中國商業實踐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認為，關注商業的“更深層面”將在中國成為一個趨勢。

　　在這本名為《改變美國的時刻》書中，我看到了劉戈兄挖掘美國商業“更深層面”的嘗試。

　　劉戈兄作為一名出色的財經觀察者，曾出版過一系列非常值得耐讀的作品，而這本書也延續了他一貫的財經寫作的風格，從細節入手，鞭辟入里，見解不俗，常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行文中旁征博引，開闔自如，顯示出他極好的學養。拋開主題，單論文字，也是財經寫作者中極好的。

　　而回到論述主題，在本書中，劉戈兄通過選取的一些重要事件，來展現美國商業精神是如何在這些細節中一步步形成的。他的論述天馬行空，提及的事件大可至總統與鋼鐵、石油企業家的博弈，小可至空調、尼龍襪的發明，表面上看相去萬里，毫無聯系，但最終指向相同的主題。

　　這其中，讓我印象為深的有兩點。

　　第一，美國商業的發展得益于整個美國社會對商業和企業家精神的推崇，也正是有這樣的社會背景，才涌現出亨利·福特等一大批偉大的企業家，也發明了空調、尼龍襪這樣的產品和信用卡、直銷等新的商業形式。美國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曾說過一句話：美國的事業就是企業。在本書中諸多篇章中，都仿佛能聽到這句話的回音。

　　與美國的同行相比，中國企業家則遠沒有這樣的幸運，他們作為商業社會的最主要力量，卻從未獲得應該得到的理解和尊重。如果企業家得不到公正對待，“創新”的積極性總受到打壓，我們又如何希冀商業能有大的發展呢？讓企業家得到真正尊重和認可，是他們發揮企業家精神的必要前提。這也是我多年研究商業和企業的一個切身體會。

　　其次，美國商業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是整個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博弈而成的結果。在《<屠場>：美國的胃與良心》、《<寂靜的春天>，明天的預言》和《大罷工，總統選擇中立》等章節中，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美國商業現實：以企業家的經營管理實踐為中心，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工人，再到作家、學者、環保主義人士，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建言發聲，同時，又能夠通過行動來維護本階層切實的利益，而這背后體現的是深入人心的民主理念。

　　在美國商業發展過程中，也先后面臨一些尖銳而棘手的問題：勞資雙方間的永恒矛盾、壟斷與競爭間的悖論、商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沖突……然而，正是對這些問題無休止的爭論與思考，推動美國商業逐步走向制度與規范，從而實現了發展與公平間的制衡。而最讓人心折的是，在解決上述問題時，美國各階層特別是精英階層體現出的妥協精神和談判意識，使得諸多“劍撥弩張”的緊張局面最終都得以平和解決。這對于今天的中國，尤為有借鑒意義。

　　閱讀劉戈兄的這本書，讓我總不免將思緒從美國拉回到中國。在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商業又到了一個十分危急的時刻，實業之心日漸消泯，政商博弈竟屢屢上演十分慘烈的景象，企業家人人自危，各階層對于經濟的發展遠遠沒有達成一種基本的共識，在這種情境下，我們很難期望中國經濟能在未來有持續而穩定的增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去閱讀《改變美國的重要時刻》則有更多“觀美鑒中”的意義，我們認識美國，了解美國，終歸是希望對中國的發展有所借鑒，避免我們再重復前人走過的舊路。然而我們是否具備那樣的智慧，可以把握住那些“改變中國的時刻”，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這都將不斷拷問著每一個與中國商業相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