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大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背后都有國際格局含義。

　　2008年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讓人們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想起70年代的發達經濟體滯漲危機。這兩場危機都具有很強的國際體系、格局含義。

　　大蕭條危機，本質是以英鎊、大英帝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在往美元、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過渡的過程中，沒有國家愿意承擔國際責任的“霸權缺失”所導致的。在這之后，美元體系得到了建立。

　　70年代的貨幣金融與經濟危機，則是美國與歐洲、日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中心—外圍”中心、外圍概念，源于1949年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提出，“中心—外圍”論在20世紀50-70年代在巴蘭、佛蘭克、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等人做了演進。這一時期的“中心—外圍”論強調國際分工層級，在經濟層面強調國際商品交換的不平等性。但國際學界對“中心—外圍”論有很多質疑，比如英國學者安東尼·布魯尼認為，剩余從外圍國向中心國的轉移并不是外圍國家不發達的原因，至少不是惟一的原因，過分強調外圍經濟的不發達狀況，并將責任歸究于中心國，卻沒有看到在二戰后的數十年間，外圍國同樣爆發了工業化，而且也無法解釋為何在外圍國內部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也是極端的不平衡。

　　本書的“中心—外圍”結構，則基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美元的中心地位，以中心-外圍結構來理解國際貨幣體系結構。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全球信用貨幣體系進一步形成了以美元為實際中心地位的中心-外圍結構。麥金農《失寵的美元本位制》（2013）、李揚《失衡與再平衡》（2013）均使用了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外圍”結構的說法。筆者還將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體系的“中心—次中心—外圍”結構》的課題研究中，進一步論證和描述這一結構。結構崩潰所導致的。不過，這并沒有引發美元體系的危機，而是在80年代未參與“二戰”的拉美在經歷繁榮之后爆發債務危機，成為美元體系的“新外圍”，并在冷戰體系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過去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并列的盧布體系整體納入成為美元體系的“新外圍”。這重建了美元體系的“中心—外圍”結構。這一新的美元體系，也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Ⅱ”。

　　2008年的危機，本質是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Ⅱ”的體系危機。在2008—2009年，華盛頓和倫敦G20會議均以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升新興市場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為目標。但是，這低估了新的美元“中心—外圍”結構的反芻力和修復能力。美元體系顯然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2010年開始爆發的歐債危機，讓人們認識到歐元區在新體系中“次中心”的角色還不夠穩固，2013年美聯儲醞釀QE退出所導致的新興市場調整則預示著下一場危機的到來。而無論是歐元區的“次中心危機”，還是新興市場的“外圍危機”，都不僅不會對美元和美國的“中心”產生大的負面沖擊，還會對美元和美國的中心地位產生鞏固效應。

　　這就是我們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格局圖景。這一圖景自2010年開始展開，將維系到美聯儲未來持續的緊縮周期結束，一般認為美聯儲寬松將在2014年完成量的寬松退出，將在2015—2016年開啟加息退出零利率政策，美聯儲的加息周期將維持三年左右，即2018—2020年。

　　以2010年為分界點，我們正處于2010—2020年新的全球周期。與這一周期對應的是2000—2010年的全球擴張周期，或者說是1990—2010年的大的全球擴張周期。

　　當前這一新的全球周期的圖景是什么？在“中心—次中心—外圍”國際貨幣體系與國際體系里，是中心向上（美元和美國經濟體系）、次中心趨穩（歐元和歐元區經濟體系、英、日、加、瑞士等個別發達國家貨幣和經濟體系）、外圍向下（絕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和經濟體系）的大分化格局。

　　大分化格局，在2010—2012年的歐債危機表現為美、歐的大分化；在2013年，則開啟的是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的大分化。充分認識我們所處的國際貨幣金融經濟體系和國際體系新階段，充分認識我們當前所處的全球大分化格局，是觀察中國經濟大環境的前提，是解構中國經濟發展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基礎，也是我們做出各種政治、經濟、金融、投資決策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