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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馬斯·皮凱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現在一本書想火起來并不容易，不僅要有扎實的內容，還要能切中時代的脈搏。從這個角度看，《21世紀資本論》顯然都做到了�！�
這本在美國引起諸多學者爭論的鴻篇巨制有兩個十分突出的特點，一是作者盡可能多地搜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數據，跨度長達三百年以上，而且這些數據主要來自政府部門。其二，作者的結論符合猜想，卻難以驗證：這個社會正在走向貧富分化，“拼爹”將比“拼搏”更為重要。
追尋作者的研究方向不難發現，他已經研究貧富分化很久。在這個爆發過“法國大革命”和誕生過“巴黎公社”的國度，作者的研究方向顯然超越了實用主義。
私有制產生以來，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作者研究的價值在于，貧富差距在什么范圍內才算合理，如何避免由此帶來的革命的爆發。
在辛亥革命過去的一百多年里，關于這場革命的必要性一直爭論不休。在法國，法國大革命的必要性也時常讓人反思。革命產生的土壤在于，不少人開始堅信，溫和的改良已無法讓社會變得更好，因此需要重新打破規則，讓財富重新分配。在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就是打破不平等的舊社會，創造民主富強的新社會。
盡管作者為這本書起了一個宏大的名字《21世紀資本論》，但書中對規律的陳述卻很謹慎，力求用數據反映事實。在著名的《資本論》中，馬克思關注的是資本運行規律。作為一名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基于當時的認知告訴世界，資本主義無法解決自身的弊病。盡管資本主義帶來了人類生產力的極大豐富，但是仍不可避免地會走向覆滅�！顿Y本論》誕生之后，紅色革命四起，來自社會底層的抵抗增加，資本主義社會已做出了相應的調整。比如增加公共福利、保證最低水平，在北歐還出現了“福利社會”，選擇失業甚至比就業更為劃算，這被一些學者視為社會主義的另一條道路。但是“歐債危機”告訴我們，這條路似乎走不通，因為看似美好的畫面背后，其實質還是寅吃卯糧。
在《21世紀資本論》中，作者以實證的方法明確指出，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資本的增長速度會超過經濟平均增速。因此和平環境下，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只是時間問題，而非是否問題。
作者舉例，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導致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但二戰之后六十年的和平歲月，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又不斷拉大了。所以，當庫茲涅茨曲線試圖證明資本主義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時，比庫茲涅茨小70歲的作者指出，庫茲涅茨只是看到了歷史的一部分。后庫茲涅茨時代的數據顯示，貧富差距的一度適當緩和是戰爭的緣故。如今，貧富差距甚至可能和19世紀不分仲伯。
作者進一步分析說，貧富差距之所以不斷拉大，皆因資本的增長率總是超過經濟的增長率。這一點，即使從富豪榜中也可看到端倪。2014年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總財富達到2.29萬億美元，與去年同比增長了13%以上，比10年前翻了一倍還多。
雖然作者承認，《21世紀資本論》的數據來源以及結果并非完全準確，但至少反映了部分事實�！顿Y本主義大變形》一書作者不留情面地揭露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是如何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所著《未來》一書中也承認，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不斷拉大的�！�
可能有人認為，即使貧富差距在拉大，可如果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差別只是好和更好，那么貧富差距還有害處嗎？這種判斷可能是錯誤的。在《第二次機器革命》一書中，作者用數據指出，現在很多美國中產階級很脆弱，資產并不足以支撐其生活所需。
應該說，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難以改變的事實。畢竟，人在智力、體力和情商上存在差異，哪怕很小的差別，只要時間足夠長久，就會在經濟地位上產生較大落差。所以，在《資本論》或者《21世紀資本論》中，對人力資本的論述比較鮮見。作者僅將資本看成是自發逐利的能量，而忽略了其背后實際也是由人來運作。
在投資學中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風險和收入相匹配”，欲獲得更高收益，自然要承擔更大風險。但實際上，更多的人是厭惡風險的。正如一項心理學實驗證明的，能夠延遲滿足欲望的孩子，比總想著即時滿足欲望的孩子更容易獲得成就。但現實中，前者在群體中并不占多數。所以，如果將人力資本的差異性考慮進去，貧富差距的分化就不難理解了。而且，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財富具有可繼承性，在同等能力情況下，既得利益者更容易獲得機會。
所以，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固化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如果拿這個規律去審視中國歷史的話，會無奈地發現，幾乎沒有哪個王朝能夠逃避這個規律。
美國立國不到240年，從南北戰爭結束至今，不過150年。此后幾十年，隨著工商業的快速發展，美國開始出現億萬富翁。在“占據華爾街”行動中，美國就被劃分為1%和99%兩群人。
按照鄧小平當年的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薄，F在看來，能否實現“共同富�！背蔀橹卮蟮奶魬稹恢皇侵袊�，更是全人類面臨的難題。
遺憾的是，《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對此并沒能給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書中涉及的政策建議，連作者自己都認為具有“烏托邦”色彩，比如全球征收財富累進稅等。當然，面對如此重大的全人類課題，一名學者的能力顯得單薄了。
筆者以為，《21世紀資本論》之所以走俏，一方面是因為切中時弊，另一方面則是催人思考：貧富差距擴大幾乎是不可逆的，這將必然地帶來社會不穩定等負面效應。如何應對？作者不知道，讀者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可能就是一代人的使命。畢竟，誰也不想再重新經歷一遍20世紀曾發生過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