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邏輯框架下，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經歷的困難階段，既是此輪全球經濟周期在中國的反映，也是中國檢視自身經濟問題、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轉型的準備階段。

    筆者想強調的是，我們對當前經濟面臨的困難程度既要有清醒的認識與十二分的重視，更應該在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應對這場全球性經濟衰退的同時，通過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轉型，再造中國經濟競爭力。
    30年來，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較多的主要是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以及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從勞動力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效率較高的非農業部門的流動）三者合計的貢獻率超過70％。也就是說，以政府主導的投資為基礎，通過市場化改革特別是生產要素的市場發育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國企業也依靠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提供的人口紅利，克服了資本報酬率遞減規律的作用，以富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贏得了競爭優勢。盡管隨著人口紅利的逐年減少，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有所削弱，但研究顯示，中國訓練有素的產業大軍在2020年之前不會絕對減少。也就是說，未來12年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仍將保持在相對高的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加上較高儲蓄率的支持，預計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強大的資本積累仍是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另一方面，作為經濟與科技后進國家，中國的確面臨自主創新能力薄弱這個約束經濟轉型的“短板”，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國科技資源與科技創新的比較優勢。中國擁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與世界第二的研發人員規模，并建立了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具備的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體系。因此，中國并不缺乏促進經濟轉型的技術潛力，欠缺的只是有效的制度激勵。而且隨著研發與人力資本投入的提高，專業化分工與自由貿易的發展，必將推動中國產品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提升。一旦中國數以千萬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源通過對隱含性知識（know-how）的學習與掌握成為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則由此帶來的報酬遞增效應將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至于中國廣闊的市場、巨大的制度改進空間以及令歐美國家羨慕不已的經濟動員能力，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將是中國的比較優勢。
    筆者以為，上述比較優勢既是30年來中國經濟奇跡的根基，更是中國經濟邁入下一個繁榮周期的基本保證。我們要做的是盡力善用優勢。
    首先，制造業無論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是中國經濟版圖中的核心模塊。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難也主要表現為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受累于外部需求減少引起的衰退。從長期來看，中國應在承接國際先進制造業技術轉移的同時，有效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技術資源，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引領制造業升級。
    其次，中國在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迫切需要通過制度改進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沒有人懷疑凱恩斯主義對提振經濟信心走出經濟困境的作用。但是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杠桿應該是撬動民間投資。經驗已經證明，民間投資相較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率更高，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越大。因此，政府亟須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通過銀行與稅收政策的改進，在擴大民間投資渠道的同時，減輕民間投資負擔。若如此，則被壓抑已久的中國民間投資熱情將大大釋放出來。
    第三，以產業整合與政策創新推動內地與臺、港、澳的經濟合作，鍛造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目前，無論是內地還是港澳臺地區都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在產業分工與經濟合作使各方經濟日漸成為命運共同體的情勢下，理應通過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構筑共贏局面。香港和臺灣地區應利用在資本、供應鏈管理與市場推廣方面的優勢，結合內地的人才儲備、研發實力與廣闊的市場空間，共同開發最新科技并將其產業化。由此，不僅可以進一步強化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制造基地的角色，而且可以增強港臺等地的營運地位，實現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