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15萬億元龐大的銀行存款貸不出去，另一方面企業實體急需股權資本又難以從國內資本市場上融資，國外資金成為股權投資的主要來源。中國金融結構和發展需求不匹配，金融結構失衡導致中國福利損失。但目前這種資金供給和實體需求的不匹配雖然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低估，但也因此正好造就了國際和國內進行股權投資資金“套利”的大好時機。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經濟對于金融業的需要將更加強烈。2001年中國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金，跨出了貧困陷阱，2006年預計中國人均GDP可達到2000美金，中國已進入了加速的結構變革期，在普遍產能過剩的條件下，急需建立更加新型的金融體系。
　　后發國家最為稀缺的是資金，資金是配置資源的核心，政府通過特殊的金融結構進行資源的配置。過去在政府干預下形成了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和配置體系。這種銀行為主導的模式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中國的銀行一直起著國家經濟資源配置的作用，銀行是“全能”的金融機構，傳統計劃經濟下的企業資本是靠“撥款”，改革后進行了“撥改貸”的改革，資源配置方式從財政轉向到國有銀行，但很多資金在人們的眼里還是認為貸款就是撥款，國家設立企業時的資本金就來自貸款。國家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要求銀行進行貸款，銀行壞賬大部分只能視為國家為發展進行的“透支”或“補貼”。
　　銀行在這種干預條件下對中國的大量企業進行貸款，這些大多為制造業的企業都是沒有資本金或資本金較低的，貸款都是長期限的貸款，沒有擔保，沒有抵押，與資本金相仿。中國的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但卻極大地支持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沒有銀行的這種“補貼”，中國的鄉鎮工業、民營和國企都是難以快速發展起來的。
　　銀行體系在1992年后又快速地發展為全能銀行，有了證券、信托等功能，直到1994年宏觀調控后，銀行體系開始了最嚴厲的整頓，才開始從政府配置資源的手段向著現代商業銀行轉變。
　　1997年底，國家開設了消費信貸，結束了銀行只能搞企業建設貸款的歷史，為銀行創造了轉型和發展的機會，銀行在貸款時開始要求“資產抵押”這一基本商業運作手法，消費信貸和城市基本建設等與城市化相關的貸款在大中城市銀行的中長期貸量到2003年占到近80%，在全國整個銀行業中占到40%，中間業務發展加快，這都優化了銀行的貸款和業務結構。
　　2005年開始，四大國有銀行相繼上市，逐步切斷了與政府的天然聯系，徹底商業化了，但它們在總體上的金融結構仍然沒有變，即金融資源仍在銀行手中，15萬億元存款靠商業銀行來配置。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成了全球的加工中心，其特征表現在：第一，過剩的產能和加工能力完全能滿足全球的需求，幾乎所有工業行業的產能都過剩；第二，引進和模仿性技術大行其道，技術來源主要靠引進設備或技術模仿，技術水平也限于加工等級，改進也僅在工藝、應用功能設計等方面，而技術創新方面的水平不高；第三，競爭模式表現為低成本“套利”式，一個公司發展出一種產品能在市場獲利，其他企業馬上通過引進設備或模仿快速進入該領域進行“套利”。而套利的模式主要靠拼成本，競爭盈利的門檻在成本，而不在技術，一代產品競爭完了，等待下次機會。有人形象地將這種狀況比喻為“吹哨經濟”，有機會就吹哨集合起企業生產，沒機會吹哨解散。
　　制造業發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建設產能的錢了，但由于拼成本仍需要大量錢，否則就會在兩敗俱傷的產品競爭中死去。殘酷的競爭已經使企業沒有余力進行技術創新了，企業經常處在虧損的邊緣，按資產定價原則衡量公司的資產價格非常低，是通過資金重組并購的大好時機。
　　重組并購需要的是股權投資，而不是貸款。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要素價格重估、環保、社保等管制加強，稅收嚴格化都會引致制造業的競爭更為殘酷，領頭的企業都很無助了，需要產業整合。
　　新型服務業或高科技快速發展，資本金需求也處于饑渴，如我們熟悉的銀行業、證券、保險、房地產、互聯網、生物技術和物流等都是如此，需求巨大但缺少資金，而需要的資金也是股權投資，而不是銀行貸款。
　　中國經濟增長原來是一個靠銀行貸款完成初始資本發展的系統，資本金充足一直是問題，進入到新世紀以后，不論是傳統制造業還是新型服務業或技術創新，企業更需要的都是股權，但銀行不能再滿足這方面的需求了，其他的金融機構同樣供給不足。因此，一方面15萬億元龐大的銀行存款貸不出去，另一方面企業實體急需股權資本又難以從國內資本市場上融資，國外資金成為股權投資的主要來源。中國金融結構和發展需求的不匹配，更明顯地表現為儲蓄增長過快，而投資還沒有充分利用好，導致所謂“全球金融失衡”，中國輸出的資金被人轉換為股權投資，返回來套中國資產的利，中國金融結構失衡導致中國福利損失。
　　由于政府扭曲了資源要素價格形成和資金配置機制，導致中國經濟供給結構的同質性很強，產能迅速擴張。企業在政府干預的激勵下更注重“套利”式的低成本產能擴張，而不善于進行自主創新和新領域開拓。每一年政府都要提調整產業結構的要求，但效果都不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這種微觀激勵造成的。
　　不過，目前這種資金供給和實體需求的不匹配雖然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低估，但也因此正好造就了國際和國內進行股權投資資金“套利”的大好時機。這樣做，既可以獲得資產低估的好處，也可以獲得因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未來資產溢價的利益，這就是資金的邏輯。中國資本市場經過股改“復位”，恢復了資本市場的功能，借此機會加快調整金融結構正是時機。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