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華盛頓出席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的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發言時明確指出,IMF和世行應敦促發達國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消除金融危機,實施負責任的貨幣和匯率政策。李勇還警告說,從中長期看,美國和其他幾大經濟體旨在抑制信貸危機的降息舉措,可能會導致全球流動性持續過剩。
作為出席本次會議的另一位中國代表,有“人民幣先生”之稱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公開表達了類似的呼吁,即發達國家應該對穩定全球金融市場承擔主要責任,適時調整宏觀政策,盡快消除危機。一些觀察家指出,考慮到美元持續貶值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中方很可能在6月份的下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期間重點提及這一問題。
2007年9月,周行長在亞洲金融論壇上還表示,雖然美聯儲近日宣布降息0.5個百分點,但中國央行并未因中美利差的變化而感到壓力。正是在幾天前,中國央行出臺了2007年內的第五次加息,同時也是24天內的第二次加息,周小川甚至還公開表示“實際利率應該為正”。待到2008年3月,也就是美聯儲緊急開放貼現窗口救助貝爾斯登并大步降息后,周小川公開表示,中國政府一直在關注美聯儲降息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
眾所周知,美元是中國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而且近兩年來隨著貿易順差的飛增,我國的美元儲備還在不斷擴大。此外人民幣匯率面臨的最大壓力也是來自美元。美元進入降息通道,華爾街面臨金融危機,中國能否置身事外甚至“反向操作”?這幾乎是一個憑中學常識就能解答的問題。然而,近半年來,一些經濟管理者和“專家們”要不覺得危機遙遠我行我素,要不迷信行政管制嚴防死守。終于,當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將洶涌的流動性趕到國門口時,才體會到了一絲恐懼和無助。
向IMF和世行呼吁有用嗎?簡單翻翻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歷史就知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都曾被抬進IMF的手術室,結果這些國家的手術刀疤至今未愈。沒有人獲得實質性的改善,韓國人甚至至今對這兩家機構耿耿于懷。這一切難道會隨著林毅夫先生入閣世行而產生巨變?筆者不抱這種幻想。
當下,我們必須首先正視發達國家們的這一系列“不負責任”的活動的后果是什么。今年3月以來,美聯儲先后向市場注入了至少3000億美元的流動資金,歐洲央行、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央行也陸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這些注資也許并不會一下子影響到中國內地的流動性水平,因為它們很快被受次貸危機影響而資金緊張的本國金融機構吸走。真正影響巨大的是資金價格巨變,也就是降息。在連續大幅降息后,利率才2%左右水平的美國已經是“負利率國家”,甚至于在美聯儲大幅降低了窗口貼現利率后,3.25%的貼現率已低于中國人民幣的一年期定期儲蓄利率了。
這種變化當然令財政部和央行坐立不安了,這意味著以逐利為唯一目標的美國金融資本將加速以熱錢形式涌入中國,更意味著以美元為最大保有形式的中國外匯儲備陷入不斷縮水的境地。最致命的是,這種情形意味著多年以來我們認為安全可控一切盡在掌握的全局調控策略可能陷于巨大的悖論之中。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防通脹”、“防過熱”始終是宏觀經濟的關鍵詞,但在防投資過熱的同時,又必須考慮中國巨大人口基數所帶來的就業壓力,所以“壓匯率”、“保出口”亦成為理所應當的抉擇?墒,在當前的形勢下,一方面宏觀調控的“雙防”紅線要求投資增速必須放緩,甚至不惜利用和外部環境截然相反的貨幣緊縮政策來確保;另一方面美聯儲降息注資令流動性泛濫并且把目標直指仍在加息升值周期中的人民幣,令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順差都在高增長。這一減一加之下,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國家的“儲蓄”———外匯儲備以難以想象的速度激增。不幸的是,這種全民的“儲蓄”以美元資產形式存在,無論是美國國債還是中投公司的股權投資,其共同的結果就是貶值,并不斷把外部世界的通脹引入中國。打個比方,這相當于某個中國投資者把自己的人民幣換成美元參加“黑石”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然后“黑石”又把錢換成人民幣投資到了中國。
如何才能打破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筆者認為央行等宏觀經濟管理者首先必須“解放思想”,不能再死抱著“嚴防死守”那一套。其次,應該停止加息、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綜合運用匯率等手段緩解通脹,但不必非要把通脹嚴守在某個點位內。再次,調整投資結構但不是一刀切地控制投資規模。須知我們的經濟中并不是所有領域、區域都是過熱的,過冷的地方還有很多,那種壟斷央企、沒效率的地方國企和富有活力卻缺乏資金的中小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焉能一概而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經濟管理者必須重新研究并正視一個成熟、活躍、有效的資本市場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發達國家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資本市場從來都比“央行”和“聯儲”更清楚哪里過熱、哪里過冷,利率和匯率該升還是該降,儲蓄應該轉化為哪個領域里的投資。我們從沒見過哪個資本市場失靈的經濟體能長久屹立在現代強國之林,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與其指望美國“負責任”倒不如好好建設自己的“經濟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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