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已基本建立、新型全球分工格局的出現、人口結構逐漸向老年社會過渡、城市化進程已經度過加速期、重化工化階段已經完成,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撐點已經開始步入其衰退期——體制變軌的資源配置效應開始衰退;全球化紅利開始步入平穩發展階段,國際貿易的加速增長將被貿易平穩增長所替代;人口紅利已度過拐點,人口負擔的反向效應開始出現;城市化雖然依舊會穩步提高,但其產生的增長沖擊力量在加速回落;工業化雖將進一步發展,但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將在工業的深度發展和服務外包發展的作用下而不斷降低。因此,人們看得見的一個增長源泉的大變革圖景呈現在所有決策者和研究者的眼前。
　　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源泉發生變異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未來我國經濟可能的新增長源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改善居民消費結構并提高消費率、繼續推進城市化、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在加大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轉型。

　　由投資大國轉向消費大國

　　中國目前是世界儲蓄率、投資水平以及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這些變量的參數都已經處于臨界值,對于中國未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開始處于遞減的趨勢,但是中國依然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因為中國消費率基本上處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到2008年,中國的消費率與澳大利亞、巴西、法國、印度、意大利、俄羅斯、韓國、日本、美國相比分別低23.2、32.7、31.6、16.2、30.6、16.721、25.7、39.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從2001年最高點69.7%直線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49%。由此產生的空間是:第一,中國消費水平如果能夠在未來10年內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76%）,那么未來每年提升的空間將達到2.7個百分點,這每年對GDP增長的直接推動將達到4-7個百分點;第二,如果中國消費水平在未來8年內能夠提升到2001年的水平（69.7%）,那么平均每年提升的空間將達到2.63個百分點,這每年對GDP增長的推動也將達到3.9-6.8個百分點。因此,如果能夠成功啟動中國的消費,我們就能保證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中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直接導致城鄉居民間消費結構的惡化。1985年,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曾縮小到1.86:1,絕對差距342 元;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1:1,絕對差距達到11020元。收入差距擴大對消費增長產生較大影響,1984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只有2.15:1,絕對差距416元,2008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擴大到3.07:1,絕對差距7582元。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嚴重制約了消費對經濟的增長拉動作用。
　　此外,從我國居民新增貸款占新增信貸總額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國個人消費信貸的比重有所下滑,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巨額的信貸投放量中用于個人消費的信貸不斷下降,而居民消費信貸既是銀行的優良資產,又是擴大消費的重要渠道。這種逆結構調整的舉措必須得到糾正。這是未來我國在貨幣政策中所需要調整的一個方向,增加個人消費信貸的比重應當成為促使國內消費率上升的重要舉措。
　　因此,以當前較低的消費率水平難以承擔未來經濟增長新源泉的重任,深入探究當前國內消費不足的原因是我們啟動新增長源泉的必要前提。我們研究認為,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重長期下降趨勢是導致居民消費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導致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例不斷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體系中處于弱勢狀態,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勢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沒有得到糾正。
　　依據1992-2005年資金流量表的實物表,1992-2005年期間,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企業可支配總收入占比則上升了8個多百分點,政府可支配總收入占比也上升了1個多百分點。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顯然會抑制居民的消費能力。
　　除了勞動報酬凈額之外,居民財產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也呈下降趨勢,14年中下降了2個多百分點。
　　數據顯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對提高居民消費有重大作用。如果居民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凈額占比恢復到1995年水平,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大致可以增加1.9萬億元的居民收入;如果2008年居民儲蓄率保守地假定為35%（35%是1992-2003年居民儲蓄率的最大值）,則將增加1.23萬億元的居民消費;另外,如果企業通過增加分紅等措施使居民能夠分享經濟增長,使居民財產收入占比恢復到1998年水平,則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將分別增加8300億元和5400億元。
　　同時,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并沒有在再分配中得到校正。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也不斷下降,甚至在其中的5年（1994、1995、2002、2003、2005）,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低于在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比重。實際上,再分配之后企業部門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而政府部門的收入比重,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呈上升趨勢。
　　具體來看,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社會保險繳款和收入稅,其中收入稅又包括居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而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支出主要是社會福利支出。將政府的再分配收入和支出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在上述14年中,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一倍以上。這說明,政府并沒有發揮利用再分配功能調節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相反,政府在再分配中籌集的收入,有近一半都用于與社會福利開支無關的用途。這種做法對于居民消費的抑制作用是相當大的,它不僅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拖延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從而增強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間接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費的作用。如果政府在再分配之后的收入比重與再分配前相比不上升,即所有再分配收入都用于社會福利開支,那么單2005年就可以讓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再分配收入的比重提高3.3個百分點;假定2008年政府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給居民收入帶來的提高幅度也是3.3個百分點,則大致可以增加9900億元的居民收入和6500億元的居民消費,這還不包括社會福利開支增加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減弱帶來的消費增加。
　　綜上所述,如果通過企業合理地增加勞動者報酬支付、增加分紅和政府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則按照本報告以2008年GDP數字進行的估算,共可以增加2.42萬億元的居民消費需求。這個數字將大大超過僅在居民部門內部進行收入再分配而增加的居民消費。我們曾估算過僅在居民內部進行收入再分配對居民消費的擴張效應,結果發現,在一個較為極端的收入再分配假定之下（中低收入階層各收入組的收入份額均提高10%、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下降27.5%）,根據2007年數字進行估算,只能增加約320億元的居民消費�？梢�,盡管調整居民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擴張居民消費的作用,但這個作用要遠遠小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對居民消費的擴張效應。因此,從長期來看,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是大力提升消費率的重要路徑,也是未來消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源泉的必然選擇。

　　新一輪土地改革將有助于城市化加速發展

　　一般認為,城市化會經歷緩慢發展-較快發展-較慢甚至停滯的三個階段,即城市化都將經歷發生、發展、成熟三個階段。它們之間有一個統計上顯著相關的S型曲線關系。根據這個S型曲線和世界各國數據,即相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中國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12.8%。這表明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發展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也表明中國正處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時期。通過對歷史長時間序列比較研究發現,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當于美國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韓國1970年的水平,未來我國城市化具有很強的潛力。目前,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為45.7%,與國際相比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未來城市化的空間依然廣闊。
　　第一,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僅和經濟發展存在互動關系,而且和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城市化的推進,有利于促進投資、改善經濟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和國內有效需求。
　　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中國經濟依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尤其是目前中國經濟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很多產業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首先,城市化必然帶來投資的增長。依據我們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投資率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確實存在一個顯著的倒U型曲線關系。根據一般的國際經驗:當城市化率在40%-60%時,投資率最高。此后,投資占GDP的比重將開始下降。按照目前中國約45.7%的城市化率,那么未來高速的城市化必將帶來投資的增長,包括道路、排水、電力、通訊、垃圾和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投資,也將引發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
　　其次,與投資率相反,消費率往往與城市化水平間呈現正U形的關系。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下,中國的消費率偏低了24%多。根據這個正U形曲線,當城市化水平在60%-70%時,是消費率的底部。此后,消費占GDP的比重將開始上升,而之前則不斷下降。城市化會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帶來消費總量的擴張。
　　此外,服務產業的發展也是與城市規模的擴張密不可分。比如物質流通、通訊服務、金融與法律服務、要素市場與交易體系等,需要依托于城市的大工業體系發展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第二,城市化將進一步推動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并且是維持投資增長速度的重要載體;同時,由城市化帶來的社會保障、教育及衛生等公共事業的發展將有效擴大國內需求。
　　城市化進程和城市人口住居條件的逐步改善將進一步推動房地產行業的快速發展。從投資來看,1990-2000年房地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比例僅為12.23%,而進入新世紀后,2001-2008年這一比例的年均數值是18.0%,房地產投資已經占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約1/5,而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這表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推動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從長期來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繼續推進,我國房地產市場仍將維持較高的投資增速。
　　同時,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社會對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的需求不斷加大,未來將使得居民的消費開支增加,從而有效拉動國內需求,因此城市化過程對經濟的拉動是多元化的,既有投資拉動,又有需求拉動,是匹配供給和需求的重要載體,潛力巨大。
　　第三,重視城市化的原始資本累積是推進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并推進農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資產化將有助于城市化的加速發展。
　　30年前,中國改革從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分散、難形成規模效應,農村投資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開始凸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弊端開始出現,由于并沒有改變土地歸集體所有的事實,使得農民和承包土地之間缺乏長期穩定的利益關系,農民無法擴大再生產,原有土地經驗模式的績效基礎逐步失去。因此就目前來看,中國當前的土地制度不僅讓農民無法離開土地到城市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且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瓶頸。
　　首先,中國最大的內需在農村,因此內需轉換的關鍵在于刺激農村經濟的增長。而新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將有力改變7.3億農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以及加快城市化進程都至關重要。
　　農村最大的要素在于土地,土地不僅是一種生產性要素,更是一種資本性要素,因為它涉及到包括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權、要素資本賦權、發展權等在內的市場化三農賦權制度改革。因此,有必要推動新一輪的土地改革,釋放土地和勞動力的潛能,通過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帶動中國內部的資源、人力、資金等自由流動,盤活更多的資產加入到經濟增長之中,從而突破當前經濟增長的困局。我們認為,新一輪的土地改革應當從宅基地的改革起步,循序漸進,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農民通過宅基地的買賣獲得一次性大額財產性收入,增加農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在宅基地自由買賣的同時,停止新宅基地的審批,可以保護當前日益縮減的耕地資源,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生產打下堅實的基礎,為經濟的持續發展解決后顧之憂。
　　其次,從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很有必要給予農民一次性的財產性轉移支付。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與此同時,農民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依然是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而財產性收入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遠遠未發揮主要收入來源的作用,其在農民收入構成中比例很小。2007年,財產性收入只占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總額的2%。因此,新一輪的土地改革是社會財富的一次重新再分配,通過土地的買賣和流轉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可以極大的增加社會總財富,釋放巨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有效吸納當前經濟中的過剩產能,解決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

　　公共政策要考慮服務業對吸納就業的重要作用

　　中國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過低是制約中國產業發展和需求提升的一個核心因素。事實上,目前中國服務業在GDP的比重與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國家水平、高收入國家相比分別低30個百分點、7.3個百分點和33個百分點,即使與印度、韓國、巴西等國相比也分別差12.6個百分點、17.4個百分點和24.3個百分點。由此,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其服務業發展的可能空間之大與中國消費發展的空間是大致相當的。如果我們的第三產業占比能夠在未來15年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提升的空間將達到2個百分點,帶來的GDP增長也直接高達4個點左右。為什么服務業占比的提升能夠帶來如此大的推動呢？其核心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提高服務業的產業關聯性來挖掘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
　　由于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經濟的經濟性質相反,中國經濟總體上表現出制造業為主的特征。因此,要改變技術上只是集中于如何生產產品的傳統思維和投入方式,而要加強圍繞生產過程的各種服務業的展開與深化,來提升最終消費對服務業的提升的作用。
　　第二,服務業生產率的提高對有效提高制造業生產率有明顯的作用,服務業的提升將進一步提高和強化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310368基金凈值,基金吧)。
　　第三,服務業對于提升就業的空間很大,公共政策要充分考慮并重視社會服務業和衛生體育及社會保障等服務業對于吸納就業的重要作用。
　　從就業增長率來看,在1990年代以前,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就業增長率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但在1990年代以后,大部分年份中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率要快于制造業的就業增長率。

　　自主創新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明確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作為一個高附加值競爭源泉是未來中國經濟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來中國在成本優勢削弱的情況下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在加大自主創新和和技術引進的條件下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轉型、促進產業升級,是維持未來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在開放條件下,自主創新是突破“有限后發優勢”、規避高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深化專業化潛力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