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發展低碳經濟來控制氣候變暖的大環境下，我國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正面臨著空前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發展城鎮化，是對既有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發展取向的揚棄，符合當前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指向。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極有可能意味著，城鎮化將接替工業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600405,股吧)泉和核心戰略。筆者認為，要想實現這一體制轉型的順利推進，城鎮化的構想要從紙面走向現實，尚需全面優化財政體制的運行模式。而目前的核心問題在于，先得緩解地方財政資金困境，進而使之成為助推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的主角。
　　我國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模式，在過去數十年里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從長遠看，這種能源利用率低、生態污染嚴重為代價的經濟增長，代價是高昂的，并不利于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哥本哈根氣候峰會，讓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氣候、環境問題，我國政府也以大國的姿態主動提出“將在2020年前碳減排40%至45%”。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因此必然要逐步淡出歷史舞臺。而工業化急需被取代的另一個現實原因則是，大規模工業生產在為社會提供豐富物質供給的同時，卻面臨著消費無力承接的尷尬。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美國國內的儲蓄率由-2%一躍達到7%，信用消費需求大減。原有“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國際分工模式已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消費滯后一直是困擾經濟有效增長的短板。一個普遍的現象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將大筆勞動收入源源不斷地匯到農村老家，而并不在當地消費，工業化創造的供給難以在國內得到消化。
　　中央此次強調城鎮化發展，將有望適時解決目前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國內，城鎮戶口并不只是身份標簽，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福利的享有權。一旦放開中小城鎮戶籍，大量進城打工農民的家庭將可以全面融入城市生活，當地教育、醫療、商貿、餐飲、金融等方面的需求隨之激增，進而有效地消化前期工業化模式下的供給沉淀。屆時，消費將會接過投資的“接力棒”，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很顯然，中小城鎮財政資金的大規模增量投入，是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遺憾的是，目前多數地方基層政府財政吃緊。這在中央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施的4萬億投資計劃過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顯：許多投資項目卻因地方政府財力所限無法正常開工。由此，面對城鎮化過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務需求，許多中小城鎮的財政實力都將顯得力不從心。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河南鄭州曾在2003年全面放開戶籍制度，不僅投資置業、買房、直系親屬投靠等條件可以入戶，就連投親靠友都可以入戶，當地財政的壓力驟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為突出。2001年11月至2005年４月，在鄭州市轉戶的38萬多人中，18歲以下的青少年及學齡前兒童就達10萬多人。一時間，當地中小學班級爆滿，部分學校操場甚至站不下全體學生。而入城農民也發覺，中小城鎮不僅缺乏穩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而且能夠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也非常有限，城鎮戶口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最終，該地敞開的戶籍大門悄然關閉。
　　導致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下財稅分權體制存在結構上的問題。從全國總體來看，地方政府享有財權30%，而其承擔的各項事務則占70%�！板X少事多”的困境倒逼地方政府高度依賴預算外收入，“賣地生財”也因此而來。所以，在城鎮化發展思路大規模付諸實施之前，當先行夯實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實力。以筆者之見，可以從兩方面著手：其一是改革稅收分配結構，財政分配體制要設法平衡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其二則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財力來源，實現財權與事權的對等。前者在短期內實現體制性變革的概率不大，但是筆者認為，為切實推進城鎮化步伐，擴大中央財政到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似乎應提上議事日程。此外，伴隨著前期地方政府債融資模式的開閘，讓人們看到了財政融資體制改革推進的曙光，這也有可能促使基層地方財政為推進城鎮化提供金融市場支持。只是，地方債市場普遍遭冷遇，說明此類金融產品制度設計仍有待結合實際繼續深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