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海關總署1月10與德國統計局1月4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2072.7億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7億美元，下降16%，在總量上一舉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在中國與世界經貿往來同時面臨全面收縮的2009年，中國出口奪冠或多或少有點“被第一”的感覺，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出口下降速度低于其它傳統出口強國，例如，2009年德國出口營業額比2008年下降了18%。
　　盡管中國在出口總量上有些許優勢，但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產業鏈中則完全不具備“第一優勢”。
　　首先，在出口產業、產品與企業本土化結構方面。經濟學中的“吉芬商品”理論或許能夠解釋中國制造的抵抗力。所謂吉芬商品是指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經濟繁榮時期能夠為其他更高價格，但是效用更大商品所取代，然而在危機時期卻因其價格低廉為更多消費者所青睞的商品。如1845年愛爾蘭發生災荒，原本廉價需求很低的土豆價格上升，但是土豆需求量反而增加了。
　　中國出口以中低端勞動密集型以及中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為主，實質上主要向西方供給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初級工業機電制成品。發達國家普通消費者購買奢侈消費品的能力下降，中國制造的低價優質商品成為首選。因此，在歐美日出口大幅下降時，對中國產品需求下滑幅度卻小得多。此外，出口退稅率這種帶有補貼性質的作法也是原因之一。
　　與德國等出口強國不同的是，中國出口的機電以及高新技術產品大多屬于加工貿易，而且多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所生產。與強調產品技術、品牌、售后服務等附加產值的國外企業相比，即便是中國本土最優秀的出口企業也有巨大的發展差距。
　　其次，在出口貿易國際產業鏈分工領域。中國制造更趨近于初始原材料供應國與最終消費產品生產國之間，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間，受著兩端利潤的擠壓。
　　雖然中國在經濟緩步復蘇的2009年取得了出口貿易量第一大優勢。但是這樣的優勢是建立在進口領域上游原材料漲價不斷、出口領域與下游發達國家貿易摩擦頻繁的震蕩基礎之上的。
　　中國出口的復蘇，刺激上游原材料供應國爭相跳價毀約。不久前澳洲撕毀與中國天然氣合同、原本依仗中國鋼鐵行業支持的澳洲某鐵礦石企業公然與中國鋼鐵企業解約。
　　此外，中國一方面承接他國產業轉移，造成環境破壞，反而還要面臨他國所謂的“碳關稅”威脅。
　　面對大而不強，大而不優的處境，中國必須通過重塑出口貿易結構，提升貿易產業檔次，來提升在分工產業鏈中的地位，從根本上杜絕此類經貿劣勢的衍生。

（作者為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