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08年和2009年經濟增長率都能維持在8%以上，稱得上是個奇跡。當大家都在贊美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的時候，是否注意到，我們的經濟發展仍有很多不公平現象？
　　讓我們來用數據說話。經濟學當中衡量收入分配公平與否，通常采用一個指標叫“基尼系數”，它相當于說一個經濟體中的財富在人口中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如果所有的財富歸一個人，那么基尼系數等于1；如果所有的財富平均給每個人持有，那么基尼系數等于0。通常，經濟學家認為，人與人之間有一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比如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但如果基尼系數太高，就表示不公平了。按照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估計，中國2001年時的基尼系數為0.45；2004年該數字上升到0.469。當前的基尼系數至少不會比0.47低。
　　6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有一段時間曾經追求完全平等化，其結果是生產率高的人慢慢失去了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整個經濟走下坡路，這就是大鍋飯的弊端。改革的效率優先原則就是針對這一弊端提出的。但效率優先原則，如果不輔之以促進公平的公共政策，后果就很嚴重。因為這會帶來潛在的社會矛盾，增加社會成本；同時大量低收入家庭無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使得社會缺乏足夠的人才；大多數家庭不夠富裕，缺乏消費的激勵。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實景：大量的資源用在了社會協調上；人口雖然多，可高素質人才匱乏；出口下降了，內需跟不上，只能依靠高投資刺激總需求。
　　也因為如此，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收入分配不公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因此開始采取措施來加以應對，比如通過各種惠農政策增加農民收入；通過轉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通過醫改等來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支付等等。問題在于，如果僅僅圍繞收入分配不公平來制定相應的措施，會有效解決現在的不公平問題嗎？
　　解決收入不公平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這種不公平的來源。我把該來源劃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因政府管制本身帶來的不公平。據公開統計數據，現在收入差距大體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2008年城鎮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3倍；二是行業收入差距，2000年是2.6倍，2008年達到4.77倍。如果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行業之間人口可以自由流動，那么可以預見到，這些差距肯定會縮小。我在這里并不強調地區差距，原因在于，人口的區際流動現在的障礙不大，資本的流動更是沒多少障礙，因此，隨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地區之間的差距會自動縮小。但城鄉和行業的差距，是管制帶來的，前者是戶口管制，后者是單位身份管制。好在現在一些地區已開始著手改革戶籍制度，所以期望不久的將來城鄉差距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而逐漸縮小。但行業壁壘很難消除。哪些行業收入高？不用統計數字，大家都知道，中字頭的國有大型壟斷企業職工收入高�，F在采取的辦法是直接管制這些企業的工資水平，問題是這種管制會有效嗎？筆者認為，只有讓這些企業的成本透明，并接受社會監督和審計，才是真正有效的辦法。
　　第二，因權利不平等而產生的收入不平等。政府管制實際上帶來了權利的不平等。農民工進城，原本可以自由擇業，但一些城市限定了其就業范圍，也就讓農民工難以獲得掙更多收入的機會。這還不是最主要的。關鍵的問題在于，即使讓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公平競爭，其背后也仍然是不公平的。因為城市居民擁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權利。雖然義務教育法規定了教育的平等性，但實際上不同出身的人面臨的教育機會是很不同的。一個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以擁有好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擁有好的師資，不僅學習好，還可以學鋼琴，練棒球；而一個生活在農村的孩子，不僅只能面臨很一般的學校和師資，而且根本學不起文藝或者體育技能，即便農村父母想投點資，也找不到人教。這種教育不公平，從一開始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這種等級自然會反映到以后的收入當中。教育權利是不是真的不公平？同樣采用基尼系數，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中國的教育不平等系數是0.37；而美國是0.13；日本是0.17；俄羅斯是0.14。只有印度比我們高，是0.56。而印度正是一個權利不平等嚴重的國家。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被稱為經濟學家的良心，他在研究印度、孟加拉等地方的經濟時，明確提出，這些地方之所以會發生饑荒，不是糧食不夠，也不是生產不行，而是那里的很多人缺乏權利！因此，要解決收入不平等，恐怕首先要解決教育的不平等�，F在我們總是拘泥于擇校問題，殊不知這僅僅是城市人的煩惱，更多的農村孩子和小城鎮的孩子，連基本的學校都沒得擇。筆者以為，要解決教育權利的不公平問題，必須采取差別工資制度，允許農村和小城鎮的學校的教師享有更高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這樣才能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其中。
　　第三，因財產不平等而產生的收入不平等�，F在收入不平等會導致富裕的家庭積累起大量的資產，比如有錢人家可能購買幾套、甚至幾十套房子，而另一端則是大多數人窮其一生也可能買不起一套住房。住房的不平等就是財產不平等的一種。這種不平等看似收入不平等的存量表現，實際上其后果會影響深遠。這是因為現在處于財富頂端的家庭，其財富水平會增加得更快，錢越多，越容易賺錢。財富存量的不平等會自動加劇以后的收入不平等，這還是其一。其二，這些家庭的后代擁有巨額財富，也就擁有更多的教育機會和發展機會，結果通過代際傳承，不平等會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假如不針對這種財產不平等采取相應措施，那么整個社會就可能失衡。即便富裕家庭的財產取之有道，這種嚴重的財產不平等也會給富人自身帶來麻煩，道理很簡單，社會矛盾的激化，實際上相當于給他們施加了外在的社會成本。更何況這些財產當中未必取之有道。因此，采取恰當的公共政策，來弱化這種財產不平等實在很急迫了。這些公共政策包括加大財產稅征收力度，并把財產稅發展成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這樣不僅可以弱化財產不平等，還可以改變地方政府依賴土地收入、片面發展房地產的混亂局面；開征遺產稅，增加遺產繼承成本，同時輔之以捐贈減免稅制度，激勵富裕家庭向社會捐贈；政府工作人員和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干部財產透明化等等。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