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前后，借著熱誠代表和廣大民眾的衷心共鳴，收入分配一時成了最熱的關鍵詞。收入分配是經濟運轉中銜接生產和消費的關鍵環節，也是人們的“福利函數”中效用的重要來源和約束條件。因此，不難理解，修正不和諧的收入分配，不僅僅是對民眾宣泄的回應，而且是可持續健康經濟運轉的必要條件，更不消說對于社會公正取向上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重要意義了。

　　差距究竟有多大？

  　讓我們還是從最基礎的問題說起。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人們的所見所聞和日常感受已給出了切實和豐富的答案。不過，由于經濟現象和經濟學有時是反直覺的（周小川語），人們會尋求“拿數據說話”。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最具對比性和沖突感的數據。例如，從1988年至2007年，中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李實語）；又如，金融行業（不含證券）收入幾乎相當于最低收入行業的11倍（宋曉梧語）。對于我們身邊的很多人而言，這確實有點嚇人，且讓人不爽。不過統計學上說，類似極差的算法對于反映整體情況可能代表性不夠。
　　那么，讓我們用基尼系數來看看整體。由于基尼系數有不同的算法，結果會很不一致。目前，一個較為普遍的判斷是，2000年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上升較快，但今年2月，經合組織（OECD）報告又說，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08，比2005年的0.41略有下降；而學者援引最多的基尼系數是0.47（例如楊宜勇，未指明年份），世界銀行計算2005年中國基尼系數亦是0.47。能達成一致的似乎是，中國基尼系數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之上，不過，這個“國際公認”也并非那么公認，一些學者就提出，由于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都尚未完成，這個發達經濟意義上的“警戒線”，對中國可能并不適用。
　　政府工作報告中使用的指標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圖1大致描繪了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下降情況。值得關注的是，兩個數據在2004年都有跳水般的表現，這背后一個鮮為人知的事情是，2004年之前中國個體經濟經營者收入被計為勞動者報酬，之后開始被計為營業盈余，也就是說，這兩個指標的實際下降趨勢并沒有圖表上顯示的那樣陡峭。
　　不過，也有人說，還存在“系統性低估”的問題。按照王小魯的估算，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全國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統計顯示的20多倍。但也存在高估的“系統性因素”，例如，我在10多年前發現，如果考慮價格指數的影響（類似購買力平價），收入的真實差距會低于名義差距。  
　　把這些八面來風的數據匯總在一起，一個可能接近事實的答案是：中國的收入差距也許不像人們口口相傳和聲討得那么糟糕，不過，確實需要引起充分重視，并且，當下必須考慮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改革之道

　　眼下，國家發改委醞釀修訂達6年之久的一份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導意見引起了廣泛關注，各界也給出了不少解決方案。
　　普遍被認為將發揮最大作用的是所謂的工資協商機制。這看似符合常識，但很可能會適得其反。白重恩和錢震杰指出，工資協商機制若能發揮人們期望的效用，前提是勞動-資本的替代彈性小于1，也就是說，在工資通過協商等方式上升時，勞動－資本比減少的幅度小于勞動相對價格上升的幅度，勞動收入份額最終將上升。他們對歷史數據的測算發現，中國勞動-資本替代彈性正好大約等于1，這意味著，勞動者辛辛苦苦通過協商等努力贏得了工資的上升，但由于資方可以用資本來替代勞動，資本替代勞動的幅度正好和勞動相對價格上升幅度相抵，其結果是有人因此而失業，最終勞動份額并沒有上升。在現實經濟中，可能還有更糟的局面，一些非壟斷企業（例如民營企業）由于勞動成本上升無利可圖而選擇工廠倒閉，失業的大量增加更拉大了收入差距。
　　有人會說，那就控制壟斷行業的收入，來個最高限額。我們也已經看到了這方面的切實行動。這里的問題在于，首先，如何界定最高限額是科學且合理的？其次，如果由于最高限額抑制了工作的愿望和努力，整個行業利潤下降，整個國民收入蛋糕變小，從而失去了再分配的基礎，那么社會福利最終是增加還是減少了？你也許會說，那也不能因此而讓壟斷企業就收入那么高��！其實，最好的解決之道是拆除壟斷壁壘，我看不出電信和金融這些行業為何不能讓民營資本進入，行業準入的降低不僅將帶來價格下降和服務提高，也將降低所謂“特許租金”，最終效率公平兩相宜。
　　在我看來，相對于這些零散的解決方案，用“去碎片化”的思維來理解收入分配，可能更為重要。
　　要解釋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無法繞開城鄉差距。圖2描繪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差距的演變趨勢，不難看出，進入2000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事實上，城鄉差距一直是中國收入差距的“罪魁禍首”，2002年對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大約在43%（李實語）。這意味著，對于城市化率只有45%（2007年）的中國來說，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起點和關鍵是加快城市化。
　　其次，要從財政大格局下來理解收入分配。從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間的分配來看，2000年以來主要表現為居民和政府間的此消彼長，企業的變化并不大。這意味著，提高居民收入的關鍵在于降低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對份額。如果計算1978~2007年間中國財政支出的占比，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是，前三項分別是文教科學衛生（24%）、行政管理費（17%）和基本建設（17%）。教育投入無疑將增進整體福利，中國在居民醫療方面的投入顯然還遠遠不足，但行政管理費和基本建設支出份額如此龐大，顯然需要扭轉，如何將這些支出通過恰當的方式變為轉移支付、最低工資保障和社保，也是解決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難點和重點所在。
　　按照中國城市化率在未來10年每年提高1%，之后10年每年提高0.5%的速度測算，當中國城市化率達到60%的時候，也許你會驚訝地發現，中國收入差距終于回到了所謂的“合理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