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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3 作者：北京學者 秋風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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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標向社會公開他在離開人世時將把企業所有財產捐出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計劃，得到不少贊揚，但也引來一些懷疑。喜好經濟學的人經常對于這種事業提出的一個懷疑是，企業家只要把企業辦好了，就是最好的社會公益。
正好，娃哈哈老板，中國首富宗慶后針對陳光標的做法，重復了上述看法：企業家若把辛苦賺來的錢用來投資，就能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能為國家和社會帶來更多財政收入。若是捐出去，這些資產就失去了“生命力”。把娃哈哈做成世界一流的大品牌，真正的民族品牌，讓更多的人因為娃哈哈的存在而生活無憂，這樣才是大善。概括一句話：企業家只有持續地為社會創造財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但是，慈善就是慈善，宗慶后所謂的“真正的”慈善或者評論家所謂“最好的公益”，根本不是慈善、公益。它們明明白白地屬于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與公益慈善活動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怎可混為一談？
誠然，企業家運用自己的才能從事創造性經濟活動，是經濟、社會正常運轉所需要的一種重要角色。但是，說企業家創造財富的過程就是慈善，從事公益慈善活動不是慈善，反而在浪費社會資源，未免有點顛倒是非。
宗慶后，以及支持他的某些淺薄的經濟學家的觀念混亂在于，他們認為，就業機會是由企業家創造出來的，企業的盈余也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也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他們覺得，只要錢脫出自己之手，社會就要遭受損失。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能成立。首先，就業機會不是資本和企業經營者創造出來給工人的。企業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共同體，沒有雇員，就沒有企業。就業崗位資本、企業經營者與雇員共同創造出來，至于企業盈余更是如此。
其次，一筆資產是否在經濟上被高效率地使用，與這些資產的收益被用于何種目的，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推測起來，陳光標捐出的也正是他自己的財產所能帶來的收益。我不相信，哪個基金會會要他的企業。其實，從經濟上看，在完成捐贈手續后，這些財產所構成的企業完全可以繼續正常運轉。即便陳光標確實變賣這些財產為現金，這些財產背后的實物資產也會轉入其他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手中，依然會具有其作為資本財貨的生命力。
陳光標現在做的事情僅僅是，未來這些財產所帶來的收益，將不再用于經濟目的比如再投入，而將用于公益慈善目的。經濟過程當然會因此少了一筆再投入，但社會領域因此而多了一份投入。兩相加總，恐怕不能輕率地說，總體的社會效果是有所失。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社會總是高于經濟的。歸根到底，完整的人共同構成了社會，經濟不過是人們用于解決其一個方面的問題的工具。
事實上，如果嚴格地運用經濟學的邏輯進行權衡計算，也許社會之所得相當之大，尤其是在中國。在當代中國，公益慈善領域的資金的稀缺性，遠遠大于一般經濟領域。因而，同樣的一筆錢，投入公益慈善領域的邊際效用，要大于投入經濟過程。也正因為這一原因，企業家把自己的錢從商業領域轉入公益慈善領域，也即，從做企業家到做社會企業家，會獲得凈收益，主要體現為榮譽。今天，陳光標的社會形象一定比宗慶后好，個人的綜合價值更高，就是這個道理。
這是另一個社會合作與交換機制在發揮作用。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固然缺乏偉大的經濟企業家，但同樣缺乏社會企業家。相比較而言，后者的稀缺程度要超過前者。換一個角度看，人們對社會企業家的需求更為強烈，因而愿意對那些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企業家給予較高評價。這是社會的自我調節機制在發揮作用。
每個企業家當然有權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但非要說經濟企業家比社會企業家更高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如果非要比較高低，那社會企業家當然比經濟企業家對社會的效用更大，因而個人的價值也更高。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要出現偉大的經濟企業家，有賴于這個社會出現一些偉大的社會企業家。理由如下：今天中國的經濟運作環境并不理想，所以做一個偉大的企業家很難。比如，不少企業家被迫卷入權錢交易體系中，或在法律的邊緣上活動。要出現偉大的企業家，就需要改變這種環境。但這樣的環境不可能自行改變。惡劣環境的受害者一方如果缺乏道德自覺，這個環境只會惡化，而不會往好的方向變化。
企業家從事公益慈善事業，代表著一種道德自覺。盡管這是另外一個面相的道德自覺，但這樣的道德感或許可以逐漸改變人的整個心靈結構和行為模式。如果有更多人的心靈結構和行為模式發生變化，權錢交易的體制就有可能被打破，中國就有可能出現偉大的企業家。
所以，企業家們盡可以繼續賺錢，富豪們也盡可以做守財奴。這些無可非議，甚至是他們的權利。但是，權利不能把平庸變成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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