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需要重新審視地方財政增長速度與質量的關系，切實將其建立在客觀、真實、可靠的基礎之上。需要重新考量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利益分配關系，加速推進稅制改革，加強財政法制建設，重構財政生態體系。
　　第一，增強地方財政意識。財政意識，就是人們對財政的認知度 。財政意識強弱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當代財政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家計”財政，也不只是政府“出納”的角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地方財政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下級”或“隸屬”財政。增強地方財政意識，不只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別是財政部門的范疇，而是各級、各部門的共同責任和共識。增強地方財政意識，一是增強規律意識，即尊重財政經濟社會運行規律，不能主觀臆斷，求大求快，“洋躍進”。二是增強獨立意識，充分信任各級地方政府，賦予其行使職能的財政權力。三是增強稀缺意識，財政是最為稀缺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效。四是增強風險意識，切實做到量力而行，量財而為，代際均衡。五是增強市場意識，充分運用財政政策工具，有效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避免資源配置行政化的傾向。六是增強法治意識，切實將政府理財行為構建在科學、民主、法制基礎之上，實現從“人治”財政向“法治”財政的重要轉型。
　　第二，適度降低地方財政增長速度。樹立科學的財政增長觀，充分考慮需要與可能，兼顧當前與長遠，努力實現由數量增長型向質量增長型的重要轉變，切實將地方財政增長的規模、結構、速度控制在經濟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一是適度降低地方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基本實現與經濟增長相匹配，避免長時期、高比例汲取。二是適度控制地方非稅收入的增長速度，降低國民和企業的非稅負擔。三是控制地方政府舉債行為，清理整頓地方政府各類不合理、不合規的融資平臺。同時，賦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融資權、舉債權。四是控制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和增速，科學界定財政供給范圍和標準，加速地方財政從一般性、生產性領域退出步伐，著力靠機制改善民生，回歸政府財政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本原。
　　第三，改進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系。統籌兼顧中央與地方利益，賦予地方政府較為完整、相對獨立的財政權，最大限度地調動地方各級政府當家理財的積極性。一是積極探求“集權”與“分權”的平衡點，適度降低中央財政的集中度，通過減少共享稅種、降低共享比例等，適度下沉財力，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收入初次分配比例控制在“５０∶５０”的水平。二是賦予地方政府適度的稅權，這樣做既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開辟新稅源，又能解決全國統一立法難以適應地方實際情況的矛盾。建議將那些保證全國政令和稅收政策統一、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地方稅的稅收立法權集中在中央外，可將其余地方稅稅種的稅收立法權限“讓渡”地方。三是完善現行縱向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議自上而下開展整合財政專項資源，大力壓縮、歸并各類專項，不斷增加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
　　第四，加速推進稅制改革。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大體延續１９９４年的制度框架，雖然經歷了近年來的兩稅合一、個稅起征點變動、增值稅轉型等項改革，但流轉稅、間接稅的主體地位沒有改變。這種稅制結構，適應了組織財政收入的需要，特別是確保了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地方稅制的先天不足和逐年萎縮，傷害了地方政府的財源基礎，迫使地方政府紛紛在土地、資源、環境上做文章，千篇一律地強調工業立省立市、立縣、立鄉，不惜代價招商引資，大規模開發房地產，造成了不規范競爭、產業趨同、產能過剩。因此，新一輪稅制改革，在總體改進完善的基礎上，亟須將地方稅建設置于重要地位，確保地方各級政府擁有較為穩固的主體稅源。
　　第五，統一政府財政權。政府財權部門化、部門財權法制化，是當前我國財政經濟運行中的最大頑疾。從根本上解決“各路大臣都分錢”的問題，是“十二五”時期財政改革的首要任務，也是從根本上實現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為此，要從維護國家和地方財政經濟安全的高度入手，通過完善各項財政法規制度，推進依法理財和“陽光財政”建設，深化政府預算改革�J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K，整合政府財力資源，實行“金財工程”等措施，確保政府財政權的完整、統一，從根本上遏制“王爺經濟”現象。
　　第六，推進地方財政生態建設。財政生態是指財政與各相關主體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在長期演進過程中，以財政性資金循環和流動為紐帶形成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競爭，并具有較為穩定的結構秩序和一定自調節功能的動態平衡系統。從其體系框架來看，主要包括財政生態主體、財政生態環境與系統平衡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亟須引入生態系統的理念來考量，不能孤立、片面地就地方財政而論地方財政，需要以更加開闊的生態視野進行綜合設計，特別強調改革措施的系統、協調與互動，避免步入形式簡單的“錢穆制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