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拆遷制度有三點會引發社會矛盾：
　　其一，被拆遷人對行政機關實際地處置其房屋產權，基本上一無所知；其二，先決定征收后確定補償，以及普遍地允許在未確定補償方案的情況下的強拆；其三，拆遷資格管制。
　　上述三點中的前兩點不但損害被拆遷人的財產利益，而且嚴重地冒犯被拆遷人的尊嚴，最后一點則在實踐中導致粗暴拆遷和黑惡勢力介入拆遷事務。

　　秘密征收與多頭征收

　　征收是指公權力對私人財產權的剝奪。強拆只是征收決定的執行，其本身并不是征收，因為在強拆時被拆遷人已不再對被拆遷的房屋擁有法定權利。
　　《拆遷條例》只解決兩個問題，拆除房屋的許可和補償安置，但拆遷許可和拆遷安置補償都不直接剝奪房屋產權。真正對產權的剝奪，體現在《拆遷條例》第7條規定的辦理拆遷許可必須具備的三項資料：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和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這三項文件確定了被拆遷人土地使用權必須轉移和地上建筑物用途必須變更。吊詭的是，在拆遷人已經取得這三項文件的同時，被拆遷人仍然保有房產證和土地使用權證。
　　相關行政部門在為拆遷人(建設單位)辦理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和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時，全都無視被拆遷人的房屋產權，被拆遷人的財產權利事實上被行政機關秘密處置了。這樣，拆遷管理部門對拆遷事宜的告知不管多么合法，都會很自然地遇到被拆遷人的情緒上的對抗。另外，對被拆遷人房產權的剝奪是多個行政部門(計劃委員會、建設行政部門、規劃部門、土地管理部門和房屋管理部門等)合力作出的，面對這么多衙門，被拆遷人也很難切實地保護自己的利益。

　　征收決定和對征收決定的執行先行，而補償后置

　　法治國家在實際生活中一般都奉行先補償后征收的原則，法國憲法更明文規定征收必須事先補償。優先確定補償方案，體現著對被征收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也有利于爭取被征收人對征收決定的理解和支持。
　　在我國，拆遷補償是在拆遷管理部門發放拆遷許可證、確定拆遷范圍和拆遷期限之后才開始啟動的。這自然意味著先征收(決定)后補償。拆遷補償和安置首先由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協商，但由于拆遷范圍和拆遷期限已定，被拆遷人明顯不具備與拆遷人討價還價的能力，協商也就不會是真正平等的協商。這是在很多的拆遷事例中拆遷雙方不能達成協議或者即使達成協議、被拆遷人依然怒氣沖沖的原因。
　　《拆遷條例》規定，對安置補償問題協商不成的，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對裁決不服的有權訴諸法院，但訴訟并不發生中止拆遷的法律后果，這意味著我國不但征收決定先于補償，而且征收決定的執行也可能先于補償。

　　拆遷資格管制，拆遷單位竟然有拆遷的行政權力

　　現行法律將拆遷人和拆遷單位處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其中拆遷人是需要用地因而申請拆除房屋并獲得拆遷許可證的主體，拆遷單位是獲得拆遷資格有權直接拆除房子的單位。拆遷人往往不具備拆遷資格，因而必須將拆遷事務委托給有拆遷資格的拆遷單位。
　　按理來講，由于拆房行為牽涉到環境保護和公共安全，政府進行拆遷資格管制理所當然，而拆遷單位只從事拆除房屋的事實行為，無需與被拆遷人打交道，拆遷資格管制不會擴大和激化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但《城市房屋拆遷單位管理規定》莫名其妙地賦予作為民事主體的拆遷單位以“對被拆遷人進行拆遷動員，組織簽訂和實施補償、安置協議”的行政權力，這使得拆遷單位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會包攬拆遷事務，從而成為矛盾的聚集點。
　　由于委托拆遷中的巨大經濟利益以及拆遷單位之間的競爭，拆遷單位往往會對被拆遷人采取坑蒙拐騙、暴力威脅等不正當手段甚至直接施加暴力，以取得拆遷人的滿意。被拆遷人對拆遷的普遍性的敵意，使得職業性的拆遷單位需要一種職業性的暴力成分，這是職業性的拆遷單位往往會豢養一批黑惡勢力的人員的內在原因。相對地，相比于拆遷單位，拆遷人豢養黑惡勢力的動因不足，因為拆遷人卷入拆遷事務往往只是一次性的。由此，形式上合理的拆遷資格管制就成為實踐中激化社會矛盾激化的催化劑。
　　按照《拆遷條例》，強拆應該由縣級以上政府部門責成有關部門進行，或者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法院進行，但政府各部門本身缺乏常規的強制性暴力(調動公安和武警都會有困難)，而申請法院執行手續煩瑣，法院的警力也不值得依賴，所以政府對拆遷單位的專橫跋扈和胡作非為，往往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是暗中支持。即使政府有關部門或者法院組織強拆，在實踐中也往往是政府部門或者是法院派代表到場，真正直接對被拆遷人采取強制措施的仍然是拆遷單位的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