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為抗議延長退休年齡而不斷升級的罷工事件，正演變為一場歐洲社會危機：從法國、德國、西班牙，到意大利、英國和比利時，罷工像流行病一樣在歐盟國家蔓延，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卻是歐洲高福利社會和養老模式的種種困境。對于正遭遇“未富先老”瓶頸的中國，這有相當的警示意義。
老齡化，一直以來被看成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 “中間大，兩頭小”
這樣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據估算，“人口紅利”貢獻了約27%的人均GDP增長。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提高企業養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與養老有關的公共設施等，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產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問題。
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老齡化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大、未富先老等特點。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老齡化矛盾更加突出。一般而言，發達國家是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完成之后，才進入老齡化社會，這時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而中國在低收入水平下進入老齡化社會，
“未富先老”已成為嚴峻的現實。
本世紀后5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將長期高達80%以上。在這種“未富先老”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影響的意義更加深遠。因為這不僅僅涉及中國人口自身的發展演變問題，還涉及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后，如何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優勢引擎，將人口負債變成人口紅利，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中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中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來調整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為了適應勞動力老化的趨勢，發達國家逐步調整產業結構，放棄低端的依靠年輕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向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恰恰也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力量的選擇，歷來是社會養老保障模式關注的焦點。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救濟、失業)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與之相伴的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則是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20國集團(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預計到2017-2018年，老齡化每年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到GDP的1.6%。增加的相關開支相當于為國債負債率上升37%償付利息。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預計將使國債負債率上升29個百分點。據統計，法國退休金赤字在2010年將達323億歐元，2018年將達423億歐元。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著政府的財政資源。
顯然，我們根本無法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國家保障養老模式，養老體制安排，必須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沖擊，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評估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并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力求兼顧“經濟增長”和“老有所養”。
從社會發展規律看，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筆者以為，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全面跟進。
毫無疑問，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必將和醫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樣，成為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啟動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