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通貨膨脹的特點是物價全面上漲，這與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物價的結構性上漲有顯著的不同。本輪通貨膨脹從基礎農產品到終端食品，從大宗商品到工業出廠品，從資源類產品到服務性商品等百姓衣食住行的成本都在迅速提高。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響更大。
因此，我們需要審時度勢，以新思路和新方法治理本輪通貨膨脹。
（一）貨幣供應量激增誘發通脹
我國廣義貨幣（Ｍ２）發行量２００８年同比增長１７．８％，２００９年同比增長２７．７％，２０１０年前三季度增長１４．１％，而同期ＧＤＰ分別增長９．０％、９．１％、１０．６％，貨幣發行量大于經濟增長速度，必然導致價格上漲。
（二）社會總需求增加拉動通脹
政府投資逐漸到位使得社會總需求驟增。隨著４萬億的政府投資落地，投資資金逐漸進入實體經濟，社會總需求隨之增加。政府投資的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等領域，必然增加對鋼材、水泥等原材料需求以及能源的需求。政府投資拉動對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的驟增必然引起上游產品的價格上漲，致使ＰＰＩ高企并帶動下游和終端產品價格上漲，引發全面物價上漲。
巨額的財政赤字增加總需求。２００９年財政赤字為９５００億元，而２０１０年財政預算赤字１０５００億元，比上一年又增加１０００多億元。財政赤字有利于擴大政府需求，進而刺激總需求擴張，同時，總需求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反彈。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量的疊加效應，更易加速通脹。
（三）要素成本提高推動通脹
一是資源價格改革使水、電、氣等公用事業費全面提高。今年以來，價格改革步驟加快、力度加大，關系國計民生的糧價、油價、水價都出現大幅上調，這些產品屬于上游產品和原材料，其價格上調必然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并通過產業鏈向下轉移，帶動下游和終端產品價格上漲。
二是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力成本提高造成工農業生產成本的直接提高，引起工農業產品價格的相應上漲。
（四）游資炒作推高物價
今年以來，由于房地產調控和股市跌宕起伏，國際和國內游資在房地產和資本市場投資獲利的機會減少，因而商品期貨和現貨市場成為游資炒作獲利的新空間。游資輪番炒作大蒜、綠豆、食糖、棉花、玉石等商品價格，推動各種商品價格上漲。
（五）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輸入型通脹
目前以美國再次收購６０００億美元長期國債為標志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已拉開帷幕。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印鈔策略營造了全球寬松的貨幣環境，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向中國輸入通脹：一是采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暫時不通脹，卻通過流動性滲漏對中國輸出通脹。中國由于實體經濟率先復蘇、利息較高、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成為國際資本追逐的對象，導致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外匯占款增加，相當于央行增發基礎貨幣，通脹率提高。二是“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發達國家實際利率降低，利差誘使國際游資涌入中國，增加通脹壓力。目前在主要發達國家基本處于“零利率”區間的狀況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相當于進一步降低了名義利率。而為應對通脹風險，我國央行決定從１０月２０日起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０．２５個百分點。加息使國內外利差進一步增大，誘使國際游資加速涌入國內套利，流動性增加，通脹風險提升。三是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提升，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寬松的貨幣政策致使發達國家泛濫的貨幣流入商品以及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包括貴金屬普漲，原油期貨價格向９０美元／桶挺進，鐵礦石、銅等金屬及大宗農產品價格均大幅抬升，向全球輸出通脹，中國對這些商品需求量巨大，出現輸入型通貨膨脹。
（六）人民幣升值加速通脹
近半年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從３月末１美元折合人民幣６．８２６元升至９月末６．６２３９元，屢創歷史新高，人民幣升值加大了通脹壓力。
一是，人民幣升值誘使國際熱錢涌入國內賺取匯差，導致外匯占款持續增長。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已達２６４８３．０３億美元，以當月末匯率６．７計，中國人民銀行即使不為國內經濟運行和物價上漲發行一分錢的基礎貨幣，僅與外匯儲備相對應的外匯占款余額已達１７．７４萬億元，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應量被動地增加。
二是，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并行，國外資本通過資本項目、經常性項目等多種渠道蜂擁而至。一方面由于美國大量回購國債將造成美元貶值預期，另一方面人民幣以更大的幅度和更快的速度升值的趨勢，給國際資本對人民幣升值產生更大的聯想空間，這些國際資本想方設法通過資本項目、經常性項目等多種渠道進入中國，加劇了我國國內本已十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加大通貨膨脹風險。
針對物價全面上漲，政府應適時調整發展節奏和調控政策，將“治通脹、穩增長”作為２０１１年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在有效治理通脹的同時改善民生、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一）嚴格限制貨幣供給，加強熱錢防控
適當收縮貨幣供給。審慎控制加息節奏，防止熱錢為獲得利差而涌入。當前，歐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都處在低利率區間，我國貨幣政策調整要更加審慎，科學把握節奏和幅度，防止境內外利差過大導致國際熱錢加速涌入，對沖掉加息對物價的平抑作用。
應加大對熱錢的防控力度。在經常項目方面，進一步強化出口申報體系，堅決打擊虛假貿易，防止國際游資通過虛假項目申報流入國內，進而擴大基礎貨幣量，惡化通貨膨脹；在資本項目方面，要盡快健全對外資動向的監管，尤其要加強房地產和股市的外資動態監測，堅決打擊地下錢莊和其他非法熱錢流入途徑。
（二）轉變外匯利用方式，加強國家戰略儲備和對外投資
一是利用外匯儲備擴充國家戰略儲備，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提供基礎。將外匯儲備與我國未來長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屬礦產品儲備進行轉換，采購一批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能源和重要金屬礦產品，調整戰略儲備結構，并加強動態調控。在國家加大黃金儲備以應對通脹、實現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同時，放寬個人從國外或境外攜帶黃金進入國內的限制，實現藏黃于民，使人民群眾個人資產得以保值增值，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二是加強對外投資，以“炒股”的思路增加對外國公司的股權投資。我們不要堅持收購、并購、控股的思路，因為控股會導致各種政治和貿易壁壘，而股權投資可以規避類似風險，同時可以減少外匯占款，減小通脹壓力。
（三）加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幅度，改變單邊升值預期
中國應實行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采取合理的利率—匯率組合，改變人民幣單方面升值預期。實行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即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要提高，匯率變化的頻率要增加。
利率—匯率組合的選擇取決于中央政府確定的宏觀調控優先目標，考慮到宏觀經濟企穩回升、治理通貨膨脹目標凸顯的現實，可以選擇人民幣雙向浮動與利率的組合。當前要采取人民幣貶值和降低利率的政策，這樣，打算獲取利差和匯差的熱錢都會流出，外匯占款下降，國內供給量減少，通貨膨脹率下降。
（四）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中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
為了減緩通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更是在通脹壓力面前防止居民收入負增長的直接手段。二要增加對城鎮和農村中低收入家庭的補貼。提高城鎮最低生活標準，以食品券、消費券等形式直接補貼低收入人群，解決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生活困難，防止通脹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緩解貧富分化。
（五）繼續加強房地產調控，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力度
雖然我國ＣＰＩ中居住類消費不包括房地產價格，但房價上升必然使相關的上下游產品的價格上漲，從而推動消費指數整體上升。因此，必須繼續加強房地產調控。一是堅決抑制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行為。應繼續加大房地產調控力度，尤其是堅持以限購為主要手段抑制投機行為，使熱錢無縫可鉆、投機無處可生。二是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給。在通脹壓力下，普通百姓將要支出更多的貨幣以維持原來的住房需求和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對中低收入群體造成直接影響。因此，應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給、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