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把科學發展觀作為主題，這標志著對中國發展規律的認識進一步升華。
筆者認為，在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意”具體表現為：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重要文件里幾乎都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表述。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沿，因此，有針對性地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十分必要，并且確實推動了中國30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
然而，在后來的實踐中我們發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容易演化為“經濟增長主義”，為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并由此產生了很多消極現象，諸如分配上差距的拉大，環境污染，單純追求GDP的數量不顧GDP的質量等，個別地方政府為了GDP甚至不擇手段。
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建議》沒有重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表述，而是對“發展才是硬道理”作出了新的解釋，即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督ㄗh》特別強調了“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這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理所當然地要求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理所當然地對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督ㄗh》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并且強調統籌兼顧。所謂統籌兼顧，不僅包括經濟的發展，而且特別包括社會事業、社會公共服務的發展，是一種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又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
既有的、支撐我國經濟30年來快速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面對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的沖擊，深層次的矛盾暴露無遺。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一是靠便宜——靠資源、環境、勞動力的便宜，走的是便宜的路線而不是創新的路線；二是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僅僅掙得加工制造的少許的利潤，高端的核心技術，創意設計不在我們這兒；三是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資拉動。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僅極易受國際上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當金融危機結束，各國都在國際分工中尋求新的定位時也會顯得尷尬。
一個國家要有競爭力，必須有自己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據此，《建議》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那么，什么是現代產業體系呢？與現代產業體系相對應的是傳統產業體系，以農業、工業、傳統服務業為載體的產業的有機構成是傳統產業體系。相對應的，以現代科學技術，例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資訊等現代服務業為載體的產業的有機構成則是現代產業體系。
馬克思曾經指出，哪個資本家率先采用了先進的技術，哪個資本家就一定能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今天，哪個國家和地區率先轉變了經濟發展方式，提升了產業結構，也一定會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從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一個時期以來，在“增長主義”的驅使之下，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自覺不自覺地向政府稅收和企業利潤轉移，也由于其他的原因，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事實上，這樣的分配格局既難以體現公平正義，也難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沒有富民就難以提升消費結構，難以啟動內需。據此，《建議》指出，“努力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分配實際上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分配是機會的分配，應當是機會均等。市場經濟的要義和公平正義的要義首先是機會均等，然后是“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然而由于行業的壟斷，利益集團的阻隔，以及公共服務分配的失衡，導致了公平機會的缺失。第二個層次的分配是個人收入的分配。在這個層次的分配中，應當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三個層次的分配是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分配。如果沒有這些公共服務的健全和均等化，就難以解決人們花錢消費的后顧之憂。公共服務的缺少具有擠出效應，會降低個人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
經濟發展與善待環境似乎是一對矛盾。發達國家早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上世紀60年代，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就曾經在《寂寞的春天》里描寫道：殘留的農藥把鳥毒死了，春天沒有鳥叫了。上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研究報告《發展的極限》，提出發展應當慢一點，甚至停下來；上世紀80年代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睂τ诎l展中國家來說，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都應當成為我們的寶貴財富。
反觀我國今天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太大，在追求GDP的驅使下，個別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站在一起，環境污染不堪重負，致使飲用水的安全、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成為影響居民健康的重點問題。而污染潛在的長遠影響可能更為嚴重。這樣的增長嚴重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此，《建議》深刻地指出，“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經濟發展的今天，改革依然是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漸進式的改革就是先改容易的后改難的。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又會形成新的矛盾，因此需要通過繼往開來的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目前最為緊迫的改革是：⑴打破壟斷，制造平等介入機會；⑵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改變傳統的審批制度，轉為服務型政府，減少環節，提高服務效率；⑶按照時代賦予的任務，設計科學的干部考核標準和選拔機制，讓人民群眾在干部選拔問題上有更多的發言權；⑷由于地方政府約束軟化，有著強烈的擴張沖動，個別地方政府的領導為了政績不擇手段，因此要研究和規范地方政府行為。⑸通過改革，從制度上扼制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