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產品”，在“拯救全人類”的宏大命題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此問題上，本應屬于利益共同體，但為什么每次氣候峰會都會產生那么大的爭議與分歧？
事實上，全球氣候格局變化的根本力量，并不僅僅來自環境本身，無論是一年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還是正在舉行的坎昆氣候大會，表面上看，博弈焦點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承諾，而實質則是在發展權、主導權及其減排資源的分配上。“碳減排之爭”，只不過是發達國家霸權思維在低碳領域的延續。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碳霸權坐收漁利，另一方面又在利用碳霸權轉嫁危機的責任。
如今，碳減排權已成為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轉移責任的“資產”�！毒┒甲h定書》允許發達工業化國家之間相互轉讓他們部分“容許的排放量”，并允許發達國家從其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投資項目產生的減排量中獲取減排信用，也正是從《京都議定書》誕生之日起，全球初步形成了以“碳信用本位”為基礎的碳權體系。
龐大的市場規模構成了碳貨幣的供給能力。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至2008年的碳交易量平均增長率超過320%，2008年碳交易總額達48億噸，全球碳市場規模達到1260億美元，而2004年還不到10億美元。盡管2009年全球GDP下降了0.6%，發達國家更下降了3.2%，但碳市場仍然顯示出了強勁的勢頭，市值達1437億美元，增長6%，成交8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根據測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預計為每年7億至13億噸，將由此形成一個年交易額高達140至650億美元的碳交易市場。預計未來5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場。
從貨幣本位的角度看，碳信用與貨幣綁定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新趨勢。目前，各國貨幣紛紛爭當碳交易的主導貨幣，歐元是碳現貨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日元也試圖成為碳交易計價結算的第三貨幣。美元霸權體系的信用基礎也被大大削弱。2002年以來，美元江河日下，進入戰略性貶值周期，美元作為全球信用基礎的根基嚴重動搖，金融危機以來，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地位明顯下降。因此，美國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儲備貨幣信用優勢試圖為美元找到新的出路，正積極構建“碳權市場”，搶購、囤積二氧化碳排放權。
此外，發達國家還圍繞碳減排權和碳交易貨幣，積極搭建全球碳交易市場架構，并通過金融資本的滲透，構建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試圖在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價值鏈分工中搶占制高點。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表明，目前中國已成CDM機制下提供碳減排量最大的國家。然而，中國是未來低碳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供給方，卻仍不是定價方。我國碳信用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極不匹配，仍處于全球碳信用交易鏈的低端位置，凸顯碳減排定價權、話語權的缺失。
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霸權思維仍在碳框架體系中延續，歷次氣候峰會都會變成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發難或轉嫁責任的平臺，而今在碳減排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來都是“權利與義務、利益與責任”的“不對等”。
高度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年來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動的工業增長，是目前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來，全球碳排放增長中有四分之三來自發達國家。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數據表明，發達國家過度消費，奢侈消費，嚴重消耗了生態資源。發達國家10億人口的消費就消耗了全球32%的能源，其中，僅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就占到世界全部生態足跡近一半，屬于“生態赤字”國家，但發達國家從未為此承擔任何責任，也不愿在碳減排資金與技術轉讓上給予發展中國家有效的支持，而今在坎昆會議上，日本甚至徹底拋開締約方的立場于不顧，拒絕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減排期，成為阻礙談判進程的“最大攪局者”。
隨著近二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展開，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國家生產、高收入國家消費”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發展中國家要為全球低端制造環節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單。當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承擔了全球減排的大部分責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利益補償，反而被發達國家制造的種種“中國環境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所包圍，這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又一表現。
可以預見的是，無論氣候峰會的結果如何，今后各國國際收支平衡、碳貿易摩擦、碳匯率、碳減排配額及分配等都會與碳減排信用體系高度聯系起來，產生新的沖突與博弈，進而加大新的不可預知的風險。為此，中國應加緊制定應對全球碳權體系的發展戰略與框架，積極爭取發展低碳經濟的主動權，推動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碳減排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