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過，各地的“民工荒”再次出現，和以往不同的是，歷來作為農民工輸出地區的中西部也加入了對農民工爭奪的行列，這使得東部的用工缺口尤甚以前。
東西部爭奪農民工，這在近現代中國經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很多人對此的重大里程碑意義并未給予高度關注。目前關于此事的解釋大體有三大理由：一是不少東部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二是東西部的農民工工資差距在縮小，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前東部地區工資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也就是說，東部的低工資發展模式已經喪失了區域競爭的優勢。三是隨著劉易斯拐點的日漸趨近，農民工的總體供應逐年遞減，統計數據表明，目前農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高峰時供應量減少了600多萬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萬人。
我們認為，
如果將東西部農民工爭奪戰僅僅歸因于產業轉移、工資地區差距的縮小和人口紅利的喪失，恐怕低估了其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意義。東西部農民工爭奪戰的出現，和當年小崗村的變革一樣，既是農民救自身之舉，更是通過他們的“私力救濟”行為，推動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的舉動。東西部農民工爭奪戰更多地折射出東部在產業升級方面的滯后。在西部發揮“后發優勢”追趕的過程中，東部多年來卻依然依靠資源耗竭、廉價勞動力的懶惰發展模式獲得利潤，既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也沒有產業升級的必要。盡管多年來，學界、業界都在呼吁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呼吁推動中國產業的升級，但事實上，由于路徑的依賴和各地投機取巧，乃至于忽略農民工基本訴求的僥幸心理，東部的產業升級并沒有取得明顯的進步。
但是，農民工自身的“升級”走在了東部產業升級的前面。應該說，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新一代的農民工無論在年齡、知識結構，還是價值觀等方面已經完全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特點是文化層次比較高，相當一部分從小跟著父輩在城市的邊緣地帶生存，身上既有父輩留下的痕跡，更有徹底擺脫父輩們艱難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顯然，這是一個身份與思想割裂的主體，他們以農民的軀殼，懷揣著城市人的夢想，對于他們而言，生活的意義不是在一個生存環境惡劣的企業里謀求養家糊口。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存能力和勞動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學生都要強。對他們而言，就業已經是一個多項選擇題：在企業薪酬很低、工作環境很差的情況下，他們會主動有意識地做出其他選擇。
就此而言，
在某種程度上，“民工荒”事實上成為倒逼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最有希望的自發性力量。其實，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發展模式的轉型，本質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在時下利益博弈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政府的強制性政策能夠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成效不會太大。而只有這種自發的、結構性的變遷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除此之外，西部通過這幾年的追趕，通過復制東部的發展方式，使得東部在農民工爭奪方面有了競爭者。這種競爭的倒逼，將使得東部要么放棄目前的發展模式，要么徹底被西部超越。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前幾年對勞動法和農民工工資的瘋狂叫囂，就是例證。
當然，中國的農民工“升級”還有很大空間，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排名里，中國的勞動技能僅排在第59位，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原因是我們缺乏一個高端產業工人的供應結構。一個正常的產業發展的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是一個紡錘形，也就是說高級技工占35%，中級的占50%，低級的占15%。但我們現在最大最底層的部分是非技術人才，在技術人才中，45%是中級的，低級的也是40%左右，剩下的才是很少一部分的高級技工。這意味著中國的農民工在經過觀念和身份的升級之后，立即將進入產業技能的升級，而這種升級本身將成為最終逼迫中國產業升級的力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這種變化。
東西部對農民工的爭奪會更加猛烈，這是肯定要寫入中國經濟史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