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中美兩國眼下都飽受勞工問題的困擾。不過，就表面上來看，兩國所面臨的“困境”可謂是南轅北轍，相去甚遠。
　　在中國，問題被歸結為“用工荒”。春節后，作為中國傳統制造業基地的沿海各省市突然發現，往年浩浩蕩蕩的“打工大軍”竟都消失了。盡管沿海地區的用人單位已將工資提升了“一大截”，依然乏人問津。
　　在一些學者看來，這或許證實了此前關于中國“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或“人口紅利”即將結束的預言。但在沿海一些地方政府和媒體眼中，更習慣于將問題歸咎于中西部地區正在“截留”勞動力。很明顯，這些地方政府和媒體在心態上還難以接受廉價勞動力時代終結的現實�？傻貐^間的要素競爭并不永遠垂青于哪一方。在沿海運營成本不斷上升和中西部地區大力招商引資的雙重因素下，以往集中在沿海的制造業巨頭將工廠遷到中西部地區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或許這一過程需要經歷數年。雖然中西部絕對工資水平略低于沿海，但因生活成本較低，有更多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這也都是個人效用函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恰是沿海地區無法提供的。
　　面對中西部的后來居上，東部沿海制造企業陷入了“兩難”：工資不提高到一定程度難以吸引足夠的熟練工人；但工資提高過快，企業則將無利可圖。
　　與中國不同，美國當前最大的挑戰在于找工作的人太多、企業能提供的崗位太少。此時此刻，全美有1400萬人在排隊找工作，而同期企業開放的工作機會僅有300萬個。美國經濟基本面確實正在復蘇，去年平均增速為2.6%，美聯儲預測今年增速更有可能達3.9%。但美國勞工部統計顯示，今年1月美國失業率依然高達9%。
　　理論上可以將失業區分為經濟周期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季節性失業等幾種類型。許多經濟學家現在都在激烈爭論：一次美國的“無就業復蘇”，到底屬于那一類？從市場可提供的就業機會遠低于當前失業總人數的事實來看，周期性失業的觀點頗占上風。此外，結構性失業的觀點之所以不受歡迎，還在于這種失業理論認為，一些人之所以會失業，是因為他們的陳舊技能和學習能力無法跟上新興產業的變化。這在情感上讓人難以接受。
　　如何理解美國經濟復蘇與失業率居高難下這對矛盾呢？就業復蘇具有相對滯后性或許是不錯的理由。從歷史經驗看，美國勞動力市場通常要等經濟復蘇一段時間后才會重現活力。許多人喜歡引用的例子是，在2001年新經濟泡沫危機中，盡管衰退只持續了不到一年，但失業率直到2004年才降至5.5%以下。而對于最近這次危機，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權威界定，早在2009年6月美國經濟就已走出了衰退，但鑒于這是二戰迄今最為嚴重的一次，世人對于美國失業率的回落自然也應當抱以更大耐心。也許正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所言，就業市場回歸正常狀態仍需數年。
　　然而，這一切仍不過只是表象。世人需要弄明白的恰恰是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何美國就業復蘇會滯后那么長時間？或者再具體一點：為何在美聯儲“零利率+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和全民減稅的雙重刺激下，美國企業家對于投資前景依然顧慮重重，而消費者也始終不敢敞開腰包呢？
　　歸根到底，這還是個結構問題。只不過，這不單純指某個落后產業與新興產業此消彼長所帶來的就業沖突；而是人們對于未來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的不確定和迷惘。無論是2001年的危機，還是2007年的危機，本質上都是對原有增長模式的徹底否定。2001年新經濟神話破滅，人們不再相信靠虛擬的互聯網童話就可創造財富，美國人找到了新的增長模式，即在持續低利率政策環境下，以房地產為支撐的資產證券化和個人過度消費。當然，事實很快證明了這是個“錯誤的繁榮”。
　　如今，一方面，美國人不愿再回到舊模式，在同一塊石頭上被絆倒兩次；另一方面，他們對新增長模式卻完全沒有方向。顯然，只有盡快找到可信的、可持續的增長模式，才是撬動投資和消費的那根杠桿。奧巴馬曾試圖以“綠色經濟”概念作為新增長點，但前提是，除非國際油價漲到動搖美國經濟的程度，這一設想才有實現的可能。
　　同樣，在中國沿海地區“用工荒”的背后，也可以用類似的邏輯來解釋。一些沿海地區之所以會陷入“兩難”，無非是因為他們在傳統比較優勢已逐漸喪失后，依然不肯接受現實，逐步退出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全心全意向技術密集型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而是希望以幾百元到一千元的工資增幅來繼續吸引廉價勞動力。目前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傳統制造業仍占了相當高比重。這種產業結構定位上進退失據，不但無法留住農民工，也難以真正重視高端人才，最終只能是“既丟了芝麻，也丟了西瓜”。就此意義上說，人民幣保持漸進升值趨勢和勞動力成本的適度上漲，不啻推動沿海地區主動求變的外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