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此次日本災后的經濟前景，與二戰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的情形相比，認為日本二戰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災后重建的需求拉動，并由此推斷這次災后大規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經濟出現“V型”復蘇。
這種判斷恐怕來自于“破窗效應”的所謂“災難創造財富”。然而，筆者以為，鑒于全球經濟大背景迥異，這次日本重建，“破窗效應”怕很難靈驗。
日本經濟在二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在戰爭中物質財富損失率達36%。但日本經濟能迅速從戰敗后的陰影中走出來，迅速恢復了經濟實力，并為高速增長奠定基礎，其機理非簡單地能以重建概括，除了自身經濟基礎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充裕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戰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使日本經濟命運有了奇跡般的轉機，有三大最重要的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其一，美國出于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對日本實行全面的扶植政策，并以多種形式的“援助和貸款”為日本發展經濟提供資金來源，1945年至1971年，美國政府分別以“占領地區救濟基金”和“占領地區經濟復興基金”等名義，先后對日援助總額超過43億美元，對日直接投資達14億美元以上。特別是后來在亞洲爆發的朝鮮和越南戰爭，日本獲得了美國大量的“特需”訂單，使日本成了為美國提供戰略軍事補給的“大后方”�！疤匦琛辈粌H為日本提供了銷售市場,而且獲得大量的外匯，大大刺激了日本經濟。日本的外匯儲備,1949年末僅2億美元,
1952年末增加到11.4億美元,三年內增加了5倍，造就了所謂的“特需繁榮”。
其二，二戰后日本大規模改革經濟結構和工業體系，包括制訂鋼鐵、煤炭、造船、電力等行業的生產合理化計劃，把私人投資的40%吸引到這些行業，加快改造舊設備的步伐；設立日本開發銀行和日本進出口銀行，對重點行業的設備投資和進出口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并且財政直接投資鐵路、港灣、電力等部門，支持基礎工業的恢復和發展；修訂稅制，對企業設備實行特別折舊制度，加速設備更新等等，形成了日本的一次大規模資本積累。
其三，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為獲取外匯發展民族經濟，在國際市場上大量銷售石油、工業原料和農礦產品，貨足價廉，使日本得到了極為有利的原料、燃料等供應；同時發展中國家為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急需進口大量機器設備，又為日本的工業產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銷售市場。此外，日本國內也勞力充足，工資成本低，較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強勁的外部需求遂促進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
再來對比一下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阪神處于日本的重要工業帶，那里集聚著日本重要的臨港工業，阪神地震重創了日本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據估算對日本造成了約10萬億日元的損失，占當時日本GDP的2.5%。盡管遭受了如此嚴重的經濟損失，但在強勁的重建需求推動下，地震發生當季實際GDP環比增長1.2%，而且此后一季度環比增長率加速至5.1%。阪神能迅速從災害中走出，是由于當時日本的債務余額對GDP之比為90%左右，財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對GDP之比為5.4%，政府財力充裕，足以讓日本政府花費20萬億日元用于實施創新復興計劃。
這次“3.11”大地震發生在日本東海岸地區，盡管那里經濟規模僅占到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8%左右，卻集中了大量鋼鐵、石化、制造、核電等日本重點產業和支柱行業，被稱為“京濱工業地帶”，地震導致的企業停產，運輸障礙以及能源短期供應中斷，將會對日本制造業乃至日本經濟造成長遠的影響。
而從全球的外部大環境看，全球產業和經濟格局的改變，已使日本所處的大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全球正處于脆弱的危機修復期，全球總需求低迷，外部需求的動力嚴重不足。在重建的財力上，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的狀況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政府根本沒有充足的財力用于規模重建，2010年日本國債余額已達753.8萬億日元，財政與債務已岌岌可危。如果再靠發債支持災后重建，將使債務雪球越滾越大，與此同時，同樣飽受高債務、高失業率困擾的美國、歐洲經濟體一時也很難拿出資金來支持日本。
而“破窗效應”最大的不確定性很可能是：日本部分制造業恢復遇到來自于中國等新興制造大國以及德國等老牌制造大國的競爭，而產生的“替代效應”。一方面，中國、印度等國正在迅速崛起，據德勤全球制造業小組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中國、印度和韓國的崛起已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業版圖。2010年，中國占了世界制造業產出的19.8%，略高于美國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制造業部分也會遭到來自于“德國制造”和“美國制造”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