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定調今后五年的施政要旨是民生優先，讓人民幸福之后，“十二五規劃”實施期間，各級地方政府施政要旨歸位于民生優先，是清理經濟發展沉疴，蓄積中國經濟全新增長動力的關鍵步驟。之所以說是“歸位”，概因長期以來決策層致力于盡快改變生產力落后、財富積累水平較低的經濟發展現狀，而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偏好，甚至在某些發展階段以“全民補貼生產”的形式犧牲了民眾基于經濟和財富增長而應享受的福利。這是決策層基于國際競爭擠壓的形勢而快速積累國家經濟資源和財力的一種特殊安排，本身的工具性價值一點也不容低估。記得1987年，當中國GDP剛剛越過1萬億元人民幣的臺階時，舉國上下曾將其視為具有重要指標意義的大事。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中國首先需要縮小的是與西方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GDP差距，這樣才有可能增強綜合國力，并有財力加強國防建設和其它建設。記得鄧小平同志當年曾說過，假如我們的經濟規模達到1萬億美元時，我們就可以拿出5%，也就是500億美元來搞國防。盡管畢生致力于建設強盛中國并將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國家理想的鄧小平同志，在其生前沒有看到中國名義GDP達到他所期待的1萬億美元，但其繼任者很快實現了這個目標。如今，在追求經濟增長道路上行走許久的決策層，不僅將中國的經濟規模做大到接近6萬億美元，而且正在向更高目標邁進。
假如在一個相對均衡的經濟環境里，追求GDP增長本身并沒有錯。事實上，GDP并非魔鬼，無須妖魔化�？纯聪刃泄I化國家最近100年來的經濟發展路徑，我們發現，他們在重視對人力資本、經濟的技術基礎及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在完成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最為期待的就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安排。1990年以來，美國在發達國家中保持了領先的經濟增長速度，并凈增2730萬個工作崗位，美國的國民福利水平也得到相應提高。也就是說，美國追求的是有效經濟增長。而今日中國面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必須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有效性以及民生福祉相應改善的階段。換句話說，這些年來，在做大經濟規模和財富蛋糕的增長理念和既有政績考核機制下，部分地方政府扭曲了GDP的增長路徑，也就出現了所謂的“GDP主義”或者說“GDP經濟學”。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于1000美元左右的發展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有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加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消耗資源。其結果，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低于長期增長潛力，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明顯下降。有關研究顯示，中國經濟增長在1978年至1995年期間經歷了一個TEP高增長期，而在1995年以后卻處于低增長期。其變化的顯著特征是技術進步速度緩慢，技術效率有所下降。盡管我們不能簡單地根據TEP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來判斷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從增長的階段性意義來看，中國主要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持續。另一方面，對經濟增長過分偏好而忽視了國民福利水平的改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中國同樣面臨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將“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定位7%，既是對經濟增長約束條件的綜合權衡，也是中國追求更高增長質量的一個次換擋。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從決策層到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內涵理解的一次深化，也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中國版的福利經濟學的一次有效探索。
不過，如何真正落實“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如何在追求民生福祉的同時，保持并提升中國參與國際頂層分工的水平，卻是考驗各級政府施政能力以及有關市場主體的新難題。
筆者格外擔心各地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因為無論是“十二五規劃”的相關章節還是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相關內容，均就“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做了很好的陳述和政策安排。但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地方和中央存在非合作性博弈。因此，如何消除這種現象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處于向全球供給鏈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關鍵階段的中國，在著力改善民生的同時，同樣需要繼續加強對人力資本、經濟的技術基礎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以使經濟結構向發達國家靠攏。繼而在強化中國經濟全球競爭力的基礎上，力爭國民幸福的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