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為傳奇的前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機前后已經經歷截然相反的蓋棺論定。最近，他又因為批判美國最新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再度將自身置于輿論中心。
　　格林斯潘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警告這些改革可能創造出美國自1971年實施薪資與價格控制措施以來“最嚴重的由監管引發的市場扭曲”。不少觀察家對此憤憤不平，表示格林斯潘仍舊堅持錯誤，死不悔改。
　　格林斯潘在任時期放任監管的方式在金融危機之后遭遇各方詬病，于是，“重塑監管”在如今幾乎成為“加強監管”的同義詞�！抖嗟�-弗蘭克法案》也就是這一思潮的集中體現，成為奧巴馬總統以及美國國會加強金融業約束的奮力一擊。
　　首先，理解危機也許和應對危機一樣重要，因為這決定了我們以后如何看待世界的模式。金融創新是否過度姑且不論，任何經濟體的繁榮都與金融市場的昌盛掛鉤。正如格林斯潘指出的，美國在1947年到2008年間，伴隨著經濟的長足進展，金融業在美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從2.4%增至7.4%。
　　這點對于中國來說并不陌生，我們的金融業從無到有，如今北京、上海等一線經濟重鎮的金融業占到GDP比例已經逼近10%，這本來就是經濟發達具體表現之一。金融危機之后，不乏國人慶幸金融開放步伐之慢實為經濟之福。然而，美國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完全是花開兩朵，各不相關。如今中國銀行業昂然邁入世界銀行排名前列背后，仍舊難以掩蓋風險隱憂以及中間業務孱弱弊端；何況，中國并不是第一家，日本銀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曾經如此風光，可惜結局我們已經看到了。
　　其次，如果我們對于危機起因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對于嚴厲監管是否奏效也仍舊有待商榷。過度放任的監管促成了昨日崩潰的世界，但是如果完全走到反面，那么又會是另外一場災難，最好的監管并不等同于最嚴苛的監管。嚴厲監管的前提是認為金融創新過度、以往監管過于寬松，當下聽起來很富有正義感以及道德立場　。這些結論并非沒有爭議，然而，即使爭論姑且擱置，嚴厲監管信奉的是“亂世用重典”，相信通過監管可以規避各種不正當行徑——問題在于，即使這些前提都存在，這一結論亦并不正確。
　　再密的網絡也有漏洞，資本永遠存在逐利本能，通過各種方式仍舊能夠找到合理規避方法。典型如美國最新監管法案，就認定導致雷曼兄弟、貝爾斯登等諸多悲劇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機構過度行為，而這些行為如果通過現行數百項細化的監管調控完全可以將其遏制。然而，從格林斯潘簡單列舉幾項應對方法來看，這張大網仍舊有不少漏網之魚，再不濟，美國不行的話，那么世界大部分地方仍舊可以。中國也不例外，過去的《基金法》其實非常嚴厲，然而卻無法遏制基金黑幕、老鼠倉等丑聞，而最近出臺的《基金法（草案）》對于從業人員炒股以及私募基金的規定變得更加寬松，卻被認為是“堵不如疏”的進步。
　　經濟學很乏味也很理性，它通�？梢詾槲覀冏C明美好的愿景如何最終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無孔不入的監管也不例外。對于金融市場，無論喜歡與厭惡，監管部門都必須承認現行方式并沒有能力超越市場，如何平衡市場創新沖動以及創造性毀滅仍舊需要智慧。市場幾乎總是有效的，即使偶然會犯錯，比如金融危機，然而對的概率遠遠大于錯的概率——任何未經市場徹底檢驗而想當然的監管措施，很可能只是用更多更大的新問題來掩飾上一個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