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騙貸案，牽扯出幾個泰斗級人物。中國收藏家協會原秘書長王文祥、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伯達、北京大學寶石鑒定中心原主任教授楊富緒等，他們圍著裝有“金縷玉衣”的玻璃柜子，走了一趟，就給出了24億的估價。他們拿走了幾十萬的專家評估費，而“金縷玉衣”的主人則拿著這份天價估價報告去銀行騙貸6個億。
　　這是這起騙貸案中，十分重要的情節，據此，有網友追問，是不是該追究這幾位“專家”的共同詐騙的責任。要據此稱專家參與詐騙，有些牽強，但是，這起鑒定，卻暴露出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專家行為不端，當展開獨立的學術調查，對不端行為做出學術處理。
　　據媒體報道，參與鑒定的楊富緒教授，把責任推給已經過世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他說：“一般是由正規的鑒定單位做出有說服力的報告，然后評審組給出評價，這次‘評估組里有名人’，史老（史樹青）、楊老（楊伯達）都在，當然要先聽聽他們的意見。如果史老說了24億，會有人說是23嗎？你想想。不是沒法駁，而是沒考慮……”在筆者看來，楊教授說的這些話，將現在一些學術成果鑒定會、驗收會的“潛規則”描述得淋漓盡致。這就是，學術評價不是按學術原則行事，而是看誰的來頭大，誰的江湖地位高，誰就主導評價結果。
　　近年來，在關于院士學術道德的質疑中，普遍提到院士四處趕場子，參加評估、評審，而且，有些明顯是跨界的，也由院士擔綱做組長。為什么院士會這么吃香？邀請院士者心中很明白，其一言九鼎，只要搞定了院士，也就搞定了整個成果鑒定、評價。
　　須知，這不菲的鑒定費，當然不是白白支付的，院士、權威人物給出的評價，會派大用場——在課題結題中，這可以交差；在業績考核中，這是工作的亮點；在下一步申請課題中，這是有力的推薦；在申報各種成果獎和爭取各種學術頭銜中，這也是十分重要的材料。用到這位企業家身上，就變成了騙貸的 “法寶”�？梢哉f，一些學術權威們的草率之舉，加劇了學術研究的浮躁，把學術作為牟利的工具。而且，如果有學者成果造假，參與其成果鑒定、評價的院士們，則直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近年來曝光的學術造假事件中，對虛假學術成果做出高水平鑒定，是造假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事發之后，參與鑒定的院士蒸發。
　　這類學術鑒定和評價，雖然從架構上，貌似“學術評價”，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門主導，體現的是學術操守、學術規則，然而，在具體操作中，其實還是走的行政的那一套。一方面，這些所謂的“大師級”學者、泰斗，有些就是行政評價的產物；另一方面，把院士、泰斗一直捧在學術最高地位，唯其意見是尊，這是學術等級化，與官場的行政級別無異，某個人一發言，就為整個評價定了調，這不是學術規則，而變為個人規則、尊卑有序。
　　以學術為本的管理，體現的是每個學者的平等。雖然這些文物鑒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權威專家的經驗、聲譽在鑒定中往往占有較大的主導比例，但這也不能改變文物鑒定作為學術評價的平等性特征。我國的學術界，實行的是與官場對應的等級管理，在現在的大學，教師已經分為13級，其中，院士在最頂端，接下來是首席科學家、長江學者等等。如此嚴格的等級，何來學者們平等的學術話語權，何來學術的平等競爭？
　　這也是某些“權威”、學術“大佬”主導的學術鑒定出問題之后，無法問責的原因——怎可能由學術晚輩、“下級”問責？所以，要讓學術規則回歸，既要擺脫學術的行政化，還要打破學術的等級化，還得消除學術界的所謂“權威”、“泰斗”（他們可以擁有與成就相對應的榮譽、聲譽，卻不能一直獨攬學術權），給每個學者平等的學術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