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可持續引擎，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和動力。然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方式不盡相同。根據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于“十二五”時期停止增長并絕對減少，意味著長期給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人口紅利的人口結構，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要求從依靠傳統人口紅利實現的增長模式，加快轉向依靠人才紅利的增長模式，保持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這種轉變與中央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對于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來說，一個經久不衰的課題，就是探索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重農學派認為是土地，但是，土地會遇到肥力遞減和報酬遞減。豐富的自然資源給一些國家帶來先天稟賦，但是也遇到諸如“荷蘭病”一類的“資源詛咒”。資本作為一種可再生投入要素，長期為增長理論所青睞，但是，資本報酬遞減規律也否定其作為經濟增長可持續源泉的地位。勞動力豐富固然可以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過早發生，但這種人口紅利終究是有限的，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而必然消失。歸根結底，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是經濟增長經久不衰的可持續源泉。
我們把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定義為：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加，使得人口撫養比處于下降過程，從而保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帶來的額外源泉。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改革開放期間，勞動力在地區和部門之間(主要是從農村到城市以及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GDP增長率貢獻率為16%-21%。如果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指標，撫養比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使人均GDP增長率提高0.1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所考察的1982年-2000年期間，人口撫養比持續快速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高達26.8%。
然而，根據人口預測，大約在“十二五”時期的2013年，中國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隨后轉而上升，意味著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實際上，近年來推動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已經明顯改變。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從1978年-1994年期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期間的31.8%，并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年-2015年期間的28.0%。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率升高。在上述三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貢獻，從45.3%提高到64.7%，并預計提高到65.9%。
然而，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無論是作為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是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都是不可持續的。從保持經濟增長潛在增長率的意義上看，在勞動力出現短缺之后，物質資本繼續投入將遇到報酬遞減現象的制約。因此，探討勞動生產率的新來源，對于保持未來經濟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所謂資本報酬遞減，是指在勞動者素質和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增加設備后工藝過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操作人員顧不過來，或者人與設備的協調程度降低等情況。因此，在人口紅利消失，或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增加資本投入時，要求設備本身也包含技術進步，要求操作者素質的提高。這意味著對各類人才的需要加大，才能夠適應科技進步、工藝創新和操作過程協調的要求。另一方面，這些因素也要通過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發揮作用。
而這整個過程的結果，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有通過改善全要素生產率并提高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能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們所討論的人口紅利概念雖然是指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對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這兩個經濟增長條件產生的正面影響，但是，勞動力供給中實際上是包含著人力資本因素的。在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的前提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并非要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人口結構變化還創造了一些新的條件有利于擴大和深化教育，這可以被看作是從人力資本方面創造經濟增長新源泉的紅利。
面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實用型人才的培養至為緊迫。對于實用型技術人才的培養應從勞動者群體的增量和存量兩方面著眼。中國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狀況，不僅整體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年齡較大的勞動者人力資本水平明顯降低。例如，目前在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年齡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
針對這種現狀，培養人才既應該從正規教育入手，密切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之間的連接，也要從在職培訓和“干中學”著眼，提高勞動力存量的技能。這分別從教育體制和培訓體制提出進一步的改革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