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一些民間放貸人為企業“倒貸”發放民間借貸的利率已經達到7天8厘，也就是7天內放貸1萬元，利息800元，折合年息417%。這一利息負擔，看上去高，政府和媒體往往將這種放貸指責為“高利貸”。但是由于借貸期限短，很多中小企業主樂于，也能夠接受這一利率，他們并不覺得利息高得負擔不起。
　　我國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嚴重，政府的所有制歧視政策脫不了干系。根據悉尼大學獨立研究中心副教授約翰·李的新近文章，我國政府以優惠利率提供給國有企業的資金占用了我國正式金融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大約三分之二的資源，而且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間曾升至90%。
　　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年發布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2001年至200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累計獲得賬面利潤總額為58462億元，扣除政府補貼和少付未付成本后，真實利潤為-16452億元，這兩組數據表明，政府通過金融及其他資源的控制，扶持了國有企業，這也等同于打壓了民營企業。
　　近年來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更使得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雪上加霜。2009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資金投放到國有企業和大型政府項目，打壓了中小企業；今年央行總體上收緊銀根，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強行上存大量的銀行存款，仍然主要打壓了中小企業。當前我國信貸緊縮仍在加強，為對付通貨膨脹，估算全國性中小銀行、地區性金融機構及其他需要繳納的保證金存款總規模分別是4679億元和900億元，屆時中小銀行流動性將更為趨緊。這些措施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民營中小企業的貸款可得性。
　　我國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是與過去長期累積的貨幣供應量過高有關，中央銀行提高準備金率和上繳保證金存款的做法，其實是不問責自身貨幣供應量過大的問題，而是把鞭子打到中小銀行和民營中小企業身上。
　　與此同時，我國財政部門的財政收入猛增，財政支出也跟著大幅擴張，財政支出擴張明顯表現在大規模的地方政府負債和保障房建設�？梢�，政府寧可放松財政口子的花費，也要收緊中小企業信貸。很多官員和社會各界甚至仇視中小企業，認為宏觀調控之下，中小企業挺不過去是活該，產業升級就是要關閉一大批中小企業。
　　在這種格局下，目前銀行可貸資金規模收緊，貸款利率高企，大量中小企業資金鏈緊張，許多企業開始出現資金鏈斷裂。眾多中小企業不得不主要借重民間借貸來維護流動性，無論是房地產企業，還是大量的其他中小企業，都面臨著這類問題。銀行、證券公司、一些資金寬裕的上市與非上市企業，都紛紛參與發放民間高息貸款。很多地區一般的民間借貸月利率都到了三分以上了，有些高達五分，甚至更高。
　　現在各地企業家逃債跑路、民間高息借貸崩盤的現象增多。比如，鄂爾多斯出現了億萬富翁自焚事件，涉及非法融資借款24.42億元；浙江溫州、衢州和寧波最近先后發生中小企業主負債跑路的案件；江蘇泗洪發生民間高息借貸崩盤；各地政府查處的“非法融資案”也越來越多。一大原因在于企業為了緩解其資金鏈緊張，滿足其資金需求，肯定要去融資，并以便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融資，慌不擇路，難免觸礁。集資的增多抬高了利息，也增大了民間高息借貸的風險。加上還有欺詐性集資難免夾雜在眾多集資之中，更是放大了民間借貸風險。
　　很多集資最初是正常的籌資行為，但是隨著利率的抬高，資金鏈緊張，資金周轉困難，集資者容易編造一些借口，甚至在決意不還款的情況下繼續借款，最終在資金鏈斷裂后，往往要么關門破產，要么跑路逃債，要么自殺，要么接受法律制裁。
　　總之，我們首先需要在化解民間金融風險上面多做文章，比如取消所有制歧視政策，調整宏觀政策方向，強化經濟、財政與貨幣規則，大力發展中小銀行。對于確實發生的民間金融范圍案件，則主要從是否發生欺詐行為來區別對待，重點放在懲處欺詐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