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境外人民幣產生之前，香港就已經是全球二級離岸金融中心，專門從事歐洲信貸的銀團貸款、基金管理和股票交易。境外人民幣出現之后，香港的離岸金融市場又提供了一種新的交易幣種和與之相應的金融工具，這無疑對繁榮香港經濟，增強香港金融業在全球的競爭力是有利的。同時，大陸與香港之間“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也為境外人民幣積聚香港，把香港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提供了現實保障。
從歐洲美元離岸市場的發展歷史來看，離岸金融市場的出現為境外美元的供給和需求找到了匹配的平臺。因為這樣的市場強化了美元在國際流通中加以使用的網絡外部效應，而這種網絡外部效應又會強化美元作為定價貨幣、國外政府用于干預外匯市場的“錨”貨幣及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因此，這種離岸市場的存在，使得美元在脫離黃金之后，仍然具有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因此，我們說歐洲美元市場起到了穩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作用。
然而，境外美元的供給與需求的產生則與離岸市場的關系并不顯著。境外美元最早的供給應該來源于貿易順差國，而貿易順差為什么要以美元形式存在，這實際上說明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而境外美元需求的產生，主要在于拉美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下對資本流入的需要，而資本以美元形式流入，也說明了美元在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承擔著計價和支付貨幣的職能。
我們認為香港的境外人民幣市場還不是一個完全的離岸市場，這一點我們在同歐洲美元市場的比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歐洲美元市場一開始經營的就是一種國際貨幣，而人民幣目前還處于國際化的起步階段，境外人民幣供給的產生只具有短期支撐力量，而境外人民幣的需求途徑還沒有形成，只能依賴于大陸資本回流渠道的開拓。這種不完全的離岸市場的狀況在未來若干年中不可能發生根本轉變，這就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只能是審慎而漸進的發展過程。這也就是我們所強調的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功能定位只能依賴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而反向的推斷并不成立。因此，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來“倒逼”人民幣國際化加速的觀點缺乏現實基礎 。
如果我們將人民幣國際化放到一個審慎的現實框架中來加以思考的話，那么，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功能定位也將作出某種認識上的調整。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提出仍然在于避免順差國在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過程中單向地承擔調整成本。因此，突破美元國際貨幣權力的束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要求，這種要求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呼吁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需要。而維護境外人民幣的市場規模，是人民幣走出去的關鍵，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起點。為了維持境外人民幣的市場規模，從大陸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放在擴大人民幣貿易計價的功能拓展上。與此對應，香港離岸金融市場應將結算和清算機制建設作為目前的重點。
第二，貿易計價如果能使用更多的人民幣，境外人民幣的網絡外部效應就會增強，境外人民幣的支付功能就能提高，為了實現此目標，香港市場人民幣的貿易融資政策應該維持并拓展，如果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支付功能能夠充分體現的話，那么人民幣使用國家之間的貿易結構的非平衡本身就會產生更多的境外人民幣的供給和需求，這是人民幣真正走向國際化的關鍵。香港離岸市場在這方面所要起的作用是通過境外人民幣資源的比配來發現人民幣的價值所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香港應該利用現有國際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拓展境外人民幣的交易機構，增加境外人民幣市場的交易規模。如果香港市場能夠發現境外人民幣的市場基準利率，這不僅對中國大陸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有利，同時也能讓人民幣擺脫美元成為“錨”貨幣提供市場基礎 。
第三，目前全球經濟處于一個不斷變動和震蕩的調整時期，因此中國大陸資本項下完全開放的風險依然很大，而境外人民幣的國際需求又沒有出現，中國大陸需要香港離岸市場作為境外人民幣的緩沖平臺，這也是香港離岸市場目前的主要功能之一。為了維持這一功能，中國大陸政府應該在避免境外人民幣回流給大陸內部宏觀經濟造成沖擊的前提下，有序地加大人民幣回流渠道，拓展大陸企業赴港融資的平臺。但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也應該加強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經濟協調，例如，進一步拓展港深、港粵之間，乃至與整個內地的經濟一體化內容。
第四，境外美元需求的產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而境外人民幣需求的產生則依賴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程度，根據歷史的經驗來看，貿易輸出能夠帶動資本的輸出，因此，要擺脫貿易順差國對美元資產的依賴，中國對外開放的策略必須要作出相應的調整，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是這一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企業走出去，必須依賴金融機構的支持，香港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遠高于大陸的金融機構。我們認為，未來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最為重要的功能是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這不僅解決了境外人民幣的需求問題，同時也是香港的境外人民幣市場由結算市場轉向提供全面金融服務的完全的離岸金融中心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