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價畸高一直為社會各界所詬病。對于其成因，不少人認為中間環節過多是關鍵所在，近日央視關于一些常用藥品從出廠到醫院中間利潤超過500%、最高達到6500%以上的報道更令人認為中間環節過多是藥價畸高的罪魁禍首。
　　然而，從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看，商品的最終售價是取決于供求關系和該產品市場結構和競爭程度，而非中間環節。如果所謂的“中間環節過多導致藥價畸高”的立論和邏輯成立，商人獲利豈非通過簡單的層層加價轉手即可實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藥品流通由國有四級批發網絡即醫藥公司專營壟斷，從而實際上掌握著藥品的定價權。再加上當時的制藥廠都是國企，產品多為普藥，價格低廉，所以盡管當時的醫院藥品也實行批零加價，但并沒有出現明顯的藥價過高的現象。而在目前的藥品生產銷售體制中，公立醫院無疑處于關鍵地位。據統計，2009年公立醫院藥品銷售額占70%，藥店銷售僅占27%，亦即藥品最終的消費取決于占市場份額70%的公立醫院，以及公立醫院醫生手上開處方的那支筆。
　　通過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也急劇擴大，但與之對應的供給卻增長不多。統計數據顯示，1980-2007年期間，衛生總費用增長了77倍，個人衛生開支增長了167倍，而同期醫院數只增加了100.48%，總床位數和醫生也只分別增加了69.43%、74.55%。
　　在此醫療服務供需失衡和公立醫院壟斷藥品零售的背景下，上世紀90年代之前為業內所默守的藥品零售價格固定加成率，即西藥和中成藥在購進價的基礎上增加15%，中草藥加成率為30%的規則被突破。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調查，全國醫院藥品加成平均達45%，公立醫院也因此陷入以藥養醫的利益漩渦而不能自拔。相關數據顯示，在中國，不管是衛生部所屬醫院、省屬醫院還是縣屬醫院，在醫療服務的總開支中，藥品占比基本都在40%-50%之間；而在美國，其相應的比重為10%-12%，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則都不超過20%。
　　不過，盡管存在上述嚴重的醫療服務供求失衡和為社會各界廣泛詬病的醫藥不分基礎上的以藥養醫體制和藥價畸高，多年來此種狀況卻一直得不到切實解決。究其根本，在于目前管辦不分的醫療衛生體制。
　　正因為此，十七大報告確立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的醫改原則，今年2月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2011年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安排》再次強調管辦分開，并明確要求“各級衛生行政部門負責人不得兼任公立醫院領導職務”。所謂“管辦分開”，“管”是指對行業的監督、管理的行政職能，“辦”是舉辦的職能，包括所有和經營管理，“管辦分開”即是將這兩個職能分開。
　　此前，國家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領導一直有中國醫院“總院長”之稱，或中國“公立醫院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其根由即在于很多公立知名醫院院長、各地最大的醫院院長由對應的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相關領導兼任。衛生行政部門集衛生政策制定、行業監管和醫療機構管理職能于一身，既是行業的監管者，又是公立醫院的“總院長”，形成集裁判和運動員于一身的體制。
　　在這種體制下，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與其下轄的公立醫院當然就形成了一致的利益關系，公立醫院依附于衛生行政部門，而衛生行政部門為保證其下屬公立醫院在市場競爭中的主導地位和利益，往往會采取限制其他市場主體進入等行政方式干擾市場的有效運行，更遑論對藥價畸高、過度醫療等的不作為。而目前國家的醫改舉措，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藥改”，藥品方面的舉措通常是聲勢浩大，比如最近發改委對藥品生產企業實施的一些舉措，而對醫院的改革則是雷聲不大雨點亦小。
　　對此，國務院醫改辦負責人近日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其實亦有坦承。他表示醫改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包括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醫院的利益和醫生的利益，藥品生產企業的利益和藥品流通企業的利益；同時指出醫改要在公立醫院改革上有突破，醫院問題的根源在政府，破除以藥養醫首先不是改公立醫院，而是政府自身。因此，根治藥價畸高的根本舉措，還是要在管辦分開的基礎上，對醫療體制進行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