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人民銀行迅速采取了貨幣放松措施。10月以來，繼溫家寶總理和王岐山副總理分別表示擔憂經濟嚴重放緩和需要調整宏觀緊縮政策之后，國內連續兩月超預期放松了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并加大對小微企業貸款支持，還迅速調降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一系列動作都明確指向了貨幣放松意圖，并暗示國際和國內實體經濟前景已相當悲觀。本次調降準備金率超出市場預期，可視為啟動了應對中期經濟發展的貨幣擴張周期。由于利率政策受到國際低利率環境和國內負實際利率的雙重擠壓，貨幣寬松預計主要依賴數量手段持續展開。
　　當前，財政手段難以應對復雜嚴峻的宏觀形勢。其原因在于：一是2008年肇始的財政刺激的后遺癥尚未充分釋放風險，二是土地財政遇冷和以減稅為導向的財政改革可能會明顯降低未來的財政收入，三是歐債危機強烈警示政府部門務必嚴格財政紀律。
　　因此，在財政手段受制的情況下，本就缺乏獨立性的貨幣政策只能承載更多的宏觀政策目標：既要承繼之前緊縮的調控路線，又要重振經濟增長并落實日益緊迫的“十二五”規劃；不僅要大力支持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又要謹慎應對海外債務危機造成的全面沖擊；而且，還要協調好國內外貨幣環境，穩定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的平衡趨勢。要完成這樣的任務，需要貨幣擴張政策既能準確預判未來經濟形勢，又能協調好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宏觀目標關系。這是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艱辛任務，貨幣政策如同行走于晃動的刀刃之上。
　　首先，通脹雖現下行趨勢但不排除可能卷土重來，貨幣擴張須瞻前顧后。當前國內和國際都出現了有利于降低通脹的有利環境。國內方面，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自7月觸頂回落并加速下行至10月份的5.5%和5%，11月和12月更是有望降至4%附近。國內農產品和國際大宗商品等已現下行趨勢，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明顯降低。在基數效應作用下，未來半年很可能保持較低通脹水平。但是，相當多的潛在因素有可能挑動通脹水平重新上行。例如，醞釀已久的能源、資源價格體制改革，資源稅改革，“十二五”產業規劃加快實施刺激國內需求大幅增加，發達國家持續強化貨幣寬松力度等。
　　其次，實體經濟下滑程度深淺難料且有反復可能，貨幣寬松雖屬必要但力度較難把握。近期，國內經濟冷卻程度超出市場預期，匯豐銀行11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大幅下挫至47.7，中國官方發布的11月中國非制造業PMI也顯著降至49.7。但是，未來較多有利條件也將能強力緩沖經濟下滑。例如，明后年國內產業規劃密集實施并帶動巨量投資，保障房建設加緊推動或能重振房地產行業，美國11月失業率超預期降至8.6%預示的復蘇前景或可持續，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顯著提振經濟增長，并為貨幣放松帶來較大的通脹風險。
　　再次，為避免沖抵前期的緊縮調控成果，貨幣寬松政策或陷入進退維谷。一是房地產調控騎虎難下。近期房地產價格量價齊跌顯示調控取得初步成果，若繼續強化調控將加大經濟硬著陸風險，樓市崩盤也會殃及銀行體系。但停止調控和信貸放松將有助于購房者和開發商重新獲得資金繼續支撐樓市泡沫，使前期調控半途而廢。二是弱化銀行風險管控。作為貨幣放松的重要手段，信貸擴張會降低銀行剛努力達到的穩健經營指標，而且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支持無疑將助長不良貸款。三是促使地方債務風險繼續膨脹。銀行信貸和地方政府債券在幫助推進“十二五”產業規劃落地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將越滾越大。
　　最后，貨幣政策需平衡國際和國內金融環境，但海外金融和經濟環境劇烈動蕩將擾亂國內貨幣決策依據。當前，貿易順差和外匯占款呈現趨勢性減少，歐債危機繼續惡化迫使熱錢逐漸流出，明年國際收支狀況和人民幣匯率走勢可能顯著逆轉。但是，一旦有小概率的極端事件發生，國際金融市場可能產生巨變，要求國內貨幣政策必須預留足夠應對空間。例如，歐債市場崩盤或歐債危機較快化解，美國經濟確認持續復蘇或者再次深度衰退，中東局勢惡化引發較大規模軍事沖突等。
　　貨幣政策執行需要持續和單向以穩定市場預期，其效果的顯現又相當滯后，這顯然更加大了貨幣政策的難度。決策者需要準確預判，并精準選擇貨幣政策的時機、力度和工具，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由此造成的貨幣政策失誤很可能會引發更大的金融風險和更嚴重的市場扭曲。
　　現代經濟中，貨幣政策已經淪為頻繁操作的常規調控手段，但是頗具諷刺的是貨幣刺激政策在長期是無效的。貨幣政策承載過多宏觀目標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遲緩，深層次矛盾被積壓到危機爆發時刻，并最后寄希望于貨幣療法來包治百病。回顧十余年來的貨幣調控，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總是滯后和過度，在多重政策目標約束下日益捉襟見肘和被動應付。未來也難以相信會有恰當進行預調微調的奇跡發生。
　　實際上，“功夫在詩外”。國內真正要下大力氣的應該是加快實體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并減輕貨幣麻醉劑的用量，讓央行逐漸獨立出來輕裝上陣，不再為堆積的難題負重躊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