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判例法國家不同，這種指導性案例并非法官造法，而是在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避免司法混亂、追求法律裁判的統一性。
　　為貫徹落實案例指導制度，總結審判經驗，統一法律適用，最高法日前發布了第一批指導性案例，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例各兩個，并要求審案參照要點不得借題發揮。
　　從100多個案例中遴選出4個，由最高法統一下發指導性案例，意味著我國司法機關在吸收域外判例法經驗、破解同案不同判方面有了實質性進展。由于這種指導性案例一定程度上會成為法官審判的參照性依據，所以最高司法機關十分慎重。歸根結底，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司法的統一與規范。
　　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再有前瞻性和預見力的立法都難以為司法提供精準無誤的規則體系。法官遇到立法空白或高度抽象性規定時，就要運用經驗和智慧作出自由裁決。實踐中，由于法官的專業素養、生活閱歷、審判經驗參差不齊，缺乏制約的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就會導致案情接近的案件出現截然不同的判決，不僅影響法律適用的統一性，也有損司法公信力。
　　如何避免立法局限性下可能出現的司法混亂，英美法系國家尋求的是法官造法式的判例法制度，賦予判例同等法律效力，從而制約法官的審判行為。我國是嚴格的制定法國家，排斥法官造法，所以長期疏于發揮典型案例的示范功能。但事實上，無論是哪種法治傳統的國家，案例都是對法律最具體生動的解釋，好的案例不僅是典型社會事實的反映，也是法官恰當運用法律的成功范例，更是立法“抽象正義”之下司法實現“具體正義”的優良展示，不應一味地塵封案卷。
　　在現代法治文化相互交融的大背景下，我國探索案例指導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與判例法國家不同，這種指導性案例并非法官造法，而是在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避免司法混亂、追求法律裁判的統一性。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注意兩點：一是最高法在遴選指導性案例時，必須尋求更為充分的民主路徑，防止指導性案例中出現法官造法傾向；二是在指導性案例的運用上，必須健全相應的程序機制和責任監督方式，既要防止一些法官過于機械化地照葫蘆畫瓢，也要杜絕當參照時不參照的現象。
　　其實，從一些地方發明電腦量刑軟件到案例指導制度試水，不同的探索都反映出司法機關統一審判尺度的良好意圖。但是，在不斷流動的鮮活社會事實面前，法官很難像自動售貨機那樣，輸入事實將法律對號入座，然后吐出判決。如何實現統一性與靈活性的均衡，是門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