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知名的黑龍江省五常大米迎來好光景，大米不僅質量好，價格也是節節攀升。記者在五常市走訪時發現，中等包裝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比比皆是。精包裝大都超過百元，一種抗氧化有機米更是賣出了每斤199元的天價。而稻農的有機水稻收購價格并不高。2010年上市的有機稻僅為每斤1.90元左右。（新華社1月2日報道）
　　生產與消費“兩頭瘦”、流通者“中間肥”的現象，當前已成一個不爭的事實。實事求是地說，這其中有相對合理的一面，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不論在哪個環節，規模優勢，技術優勢，信息優勢等，有些是先天就有的，有些也是通過努力創造出來的，有這種創造能力的人，在市場上多獲取一些利潤可以理解；但這其中也有不合理的一面，那就是由于農產品投入產出的特殊性，產品上市的季節性，再加上我國廣大農戶組織化程度低，經營規模小，農戶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弱，產業化程度低等因素，一家一戶的農民對農產品價格影響力太弱，農產品的本來價值，往往被“資本說話”、“強強聯合”所扭曲。
　　消費者為漲價而多掏了錢，種糧的農民也沒得到實惠，而中間環節的糧商以及所有儲運、加工各環節都有贏利，關鍵在于他們都有一定的組織和規模，有條件相對默契，他們的博弈能力遠勝于松散的種糧農民和個體消費者。五常的糧商，雖然與農民實行“訂單式”合作，但是收糧價格卻只規定一個很低的下限，正式收購價格要等他們看準了市場行情之后才能確定，價格本來是合同最重要的項目，卻成了一方主動、一方被動。小農戶面對大市場，農民議價能力之弱，由此可見一斑。
　　一方對另一方進行“以市場為名義”的、名正言順的盤剝，考驗的是政府對自身職能的理解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對此，五�？h“三塊牌子一套人馬”的一個事業單位職能，已經表明了當地政府的態度——職能是統一行使對稻米市場的引導和管理、帶領企業闖市場。至此，人們心里明白了：政府既看到了“五常大米”的市場價值，也看到了競爭亂戰的潛在風險，引導也好，管理也罷，都是為了讓五常大米能在全國賣個好價錢。但是他們的引導管理，都只把眼睛盯在糧商身上，對農民卻不屑一顧。即使從善意的角度說，忽略農民利益、促糧商“抱團”的做法，也是在以犧牲市場的結構公平為代價，力拼當地經濟規模。這樣做的直接效果在于：既能凸顯政績，增加稅收，又相對省力省事。而最大的后遺癥，是使處于弱勢者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對發展的可持續性不利。
　　市場的主體結構失衡，各環節就不可能在合理利益的引導下，達到良性整合。對此，政府既要有清醒認識，也要拿出相應的措施，“五常大米”只是這種現象的一個縮影。以當前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現實來看，政府亟須通過培育和完善農民自己的組織，以農戶的組織化程度來提高市場議價能力，解決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政府最該帶領哪一部分人闖市場？應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大議題之一，認真考慮了。